编者按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常乐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7期发文指出，“面子”之于中国传播学研究，是一个由日常生活经验凝练而成的标识性概念。该文结合知识社会学视角，将“面子”视作一个被不同传播者想象与建构的意义容器，追溯近两个世纪来“面子”跨越往返于中西、游走于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旅程。研究发现，“面子”发轫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欧美传教士建构成为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在20世纪中期进入美国学术话语后逐渐被理论化为普遍性的人类互动概念。20世纪80年代起，其一面在海外通过跨文化学术网络向全球扩散，一面复返至华人学界被不断重新诠释以调适理论的解释力。在跨文化传播历程中，“面子”从一项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隐性知识先后成为商贸知识、他者化知识、反思性知识、普遍性知识、跨文化知识、本土知识。文章认为，本土概念的学术生命力，取决于其回应人类社会在特定时代关键问题的能力；中国思想传统擅长以包容张力的方式构造概念，应重视概念深描与结构化阐释研究；知识生产本质上是特定学术网络的产物，要组建平等开放的跨文化学术合作网络，促使中国智慧成为可理解对话的全球学术资源。
一、引言
“面子”之于中国传播学研究，是一个由日常生活经验凝练而成的本土标识性概念。百余年来，它数度引发域外学界的聚焦与争鸣，成为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与全球知识体系展开对话的罕见范例。回望“面子”的全球传播史，有两方面特征尤为醒目。其一，概念的生命力绵长。早在1815年，世界上第一部英汉词典《华英字典》第一卷出版便已收录“丢脸”等表述，这意味着“面子”在近代东西方交流之初，就已进入西方视野。其二，概念的辐射力广。从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研究，到布朗夫妇的礼貌理论，再到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传播学乃至社会学领域的诸多“里程碑”式成果，或直接受“面子”的启发而来，或以之为理论建构的核心。
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下，如何让本土概念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能有效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已然成为一道亟待突破的核心关隘。“面子”的概念生成与传播历程，为当下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历史镜鉴。本文试图追问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面子”的跨文化传播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意义想象、解读与理论改造？（2）为何“面子”能穿越重洋，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反复接纳、讨论与再造？（3）“面子”的概念旅行史为今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带来了哪些启示？
二、发轫：作为国民性的“面子”
“面子”跨文化之旅的发轫，并非源于华人学者的主动引介，而是来自西方殖民活动中英美传教士对中国形象的一系列建构性传播。在此过程中，“面子”从隐到显，被写进字典、商业手册、报刊杂文等大众出版物中，逐渐成为中外舆论界热议的对象。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及其长子马儒翰对“面子”的译介与阐释，是“面子”在西方知识体系中首次“着陆”的标志性事件。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将“脸”译为“face”，并将其社会意义解释为“声誉的隐喻”，“丢脸”则被解为“声誉遭到贬低”。马儒翰编写的《对华商务指南》中，“丢脸”作为外贸术语被收入，明确列为对华贸易者首要掌握的商贸词汇。马礼逊、马儒翰父子的译释工作，虽在特定历史阶段促进了跨文化交往，却也为此后“面子”在西方话语中被“他者化”埋下了伏笔。出于商业等实用交往的需要，“面子”被简化为英文读者易于理解的“声望”或“信誉”，将其内涵窄化为一种外部社会评价，遮蔽了“面子”本应包含的个人品德、羞耻感等内在道德约束维度，为后续西方话语将“面子”塑造为某种扁平刻板的中国国民性表征，提供了最初的认知基础。
英美传教士围绕中国国民性发表的一系列论述，使“面子”从商贸知识转变为中国国民性的代名词。其中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书写。1888年2月4日，明恩溥的杂文《面子》发表于《字林西报》。明恩溥将“面子”的地位上升至中华民族性格的核心，直言“面子是打开中国人性格之锁的钥匙”。“面子”被他描绘为一种虚伪的形式主义。《面子》一文后被编入《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并置于首章。随着《中国人的性格》被传教士、大学和报刊广泛推介，中国人“好面子”几乎成为当时外国人的共识。
为何“面子”会引起西方传教士如此广泛的关注？源于其辨识度高、应用性强。相较而言，“面子”恰好居于“关系”和“中庸”之间，这种以身体器官指代特定心理的修辞方式带有较强的文化特殊性，且内涵通俗、情境具体，可直接转化为对华贸易、外交及传教的操作指南，为其后续的跨文化旅行奠定了基础。
以今日后见观之，西方传教士的“面子”是一种他者化知识。然而，在彼时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话语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争辩的着力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认同“面子”是中国国民性特征的看法，但他们对“面子”的态度判然有别，大致可归为两类。第一类是“面子”的激烈批判者。杜重远将社会各行业乱象悉数归于“面子”。第二类知识分子虽整体持批判态度，但提倡辩证立体看待“面子”。如鲁迅认为“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但对旧社会中自欺欺人地追求面子深恶痛绝。林语堂不赞同以西方文化中的“荣誉”“声誉”解释“面子”，同时主张革除“面子”文化的糟粕部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子”在西方世界着陆伊始，便伴随着不同传教士基于各自传播目的实施的一系列意义建构。在此过程中，“面子”被视作一种高度地方化的知识，即民族特性。这些英美传教士的意义建构，使“面子”成为一个杂糅西方道德优越论和中国语言表述惯习的概念。这种来自域外的意义建构通过“回译”，成为一项反思性知识，深刻影响了中文知识界对自身文化的认知。
三、转场：美国学术话语对“面子”的驯化
20世纪中期，“面子”跨文化传播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场”，即从大众传播的舆论场转向学术话语场。这一转场主要发生在美国学术语境之中，意味着“面子”不再只是供舆论界臧否优劣的日常经验知识，而被改造为可供理论建构的学术资源。具体而言，转场后的知识生产从两个维度对“面子”实施了“驯化”：其一，情感态度上，“面子”从带有明显污名色彩的舆论话语被转化为相对中性的学术术语；其二，解释范畴上，“面子”不再被限定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表征，美国学者将其抽象为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交往知识。
情感态度层面的驯化，始自留学美国的人类学博士胡先晋。1944年，胡先晋在人类学顶刊《美国人类学家》发表《中国人的脸面观》，面向英文学界重新阐释“面子”的内涵，以去污名化的方式将“面子”引入学术话语体系。胡先晋将“面子”拆分为道德维度的“脸”和成就维度的“面”，揭示其内部构成的复杂性。“脸”指向道德维度，代表社会对个人品德之完整性的要求。“面”则关涉社会成就，是一种外显的声望与声誉。由此，“面子”从他者化知识的负面标签中挣脱而出，被还原为一套具有内在逻辑与社会功能的立体意义系统。
1955年，戈夫曼发表《论“面子工作”——社会互动中的仪式性要素分析》，将“面子”解释力从中国人拓展到全体人类社会。戈夫曼的策略是将“面子”提炼为一种个体普遍存在的“自我形象”。这一定义剥离了概念原有的地方文化特征，将其驯化为中性且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术语，用以描述互动中对自我形象的呈现与维护。
布朗和莱文森同样关注到胡先晋的研究，并尝试拓展“面子”解释范畴。戈夫曼的“面子工作”、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理论”均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美国人际传播、语言修辞等领域教材中的经典理论。
纵观20世纪40至70年代，经由美国学术话语驯化，“面子”从他者化的地方知识转变为普遍性知识。美国学者策略性地将“面子”去语境化并高度抽象，将其置入“形象管理”“交往礼貌”等全人类共有的行为范畴。正是这种选择性吸纳，将胡先晋的“脸”“面”立体结构，拆解为符合自身理论期待的单一维度，构成了“面子”在跨文化传播中被“驯化”的认识论前提。
四、扩散：“面子”的跨文化知识生产网络
1985年，“面子协商理论”诞生，标志着“面子”概念开启新一轮的跨文化旅行。“面子协商理论”将“面子”从普遍性预设中解放出来，相关知识生产着重关切“面子”在不同文化中的特殊性。这一转向与理论的提出者——美籍华裔学者丁允珠的个体经历密不可分。丁允珠并未直接套用西方的既有概念来化约“面子”，而是重新将“面子”定义为我们期望他人如何看待与对待我们。更重要的是，丁允珠阐明了“面子”的文化双重性：“面子既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具有文化特殊性。”
面子协商理论如何为“面子”争取到如此广泛的学术受众？答案或在于其背后运作的跨文化知识生产网络。纵向梳理丁允珠的学术简历与个人自传可见，面子协商理论扩散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丁允珠与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际学者的跨文化合作交流。这种以合作编著推动跨文化知识讨论的方式，吸引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同关注“面子”的知识生产。
不同文化的学者之所以对“面子”产生兴趣，还在于“面子”为解决当时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方案。在这一背景下，“面子协商理论”先后被发展为身份协商理论、面子工作能力模型，丁允珠还开发了一套培训课程，用于指导跨文化传播实践。
概言之，20世纪80至90年代的跨文化知识生产网络为“面子”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受众。此阶段，“面子”演变为一项可供多文化主体共同参与的“跨文化知识”。然而，这次扩散之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精细化趋势影响。面子协商理论的体系日益庞杂，单一范式下增长的理论体系的扩展，反而造成对“面子”的僵化理解。
五、复返：“面子”的再诠释
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面子”向全球学术界持续扩散之际，华人学术圈亦将目光投向这一本土概念，试图将其开发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键理论资源。“面子”的“复返”之旅，呈现为一场双向的知识运动：其一，华人学者对西方学术话语中“面子”的驯化展开批判性反思，致力于通过“反驯化”重新阐释“面子”的本土意涵；其二，华人学者尝试拓展“面子”研究的经验场域，使其能够有效解释当代乃至数字媒体语境下的交往实践。
在重新阐释“面子”时，华人学者虽共同拒斥西方理论体系将“面子”化约为自我形象或礼貌策略的做法，但具体路径与理论重心却存在微妙差异。一是概念内在结构的跨文化比较路径。金耀基延续了胡先晋关于“脸”与“面”的二元区分，并以此为据，批判西方理论的“普遍性”宣称。二是嫁接西方理论以建构本土概念特殊性的路径。黄光国以社会交换论为基底，将“面子”视作影响人情资源交换与分配的权力手段。三是由内及外的“自生性研究”。翟学伟在概念化层面将“面子”与“脸”视作一个连续统，并指出戈夫曼等理论的内在逻辑是：在个人主义语境下，个体通过经营自我形象来获取社会地位，而中国社会则以关系为前提，心理地位重于自我形象。这一视角摆脱了对西方概念框架的依赖，致力于从中国社会经验内部提炼更具贴合性与解释力的分析概念。
21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者接续对“面子”的讨论，致力于拓展其经验场域。随着媒介交往生态的变化，“面子”不断被中国传播学学者进一步引介、阐释并发展。2010年后至今，传播学研究开始积极阐释发展“面子”概念，呈现出两个主要方向。一是“面子”不仅可用于个体，还可用于各类社会群体，由此相关理论解释力被拓展至大众媒体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和社交媒体语境下的粉丝圈冲突。二是新媒体技术下中国人的“数字面子”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这些研究共同表明，“面子”作为一项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资源，正在新的媒介语境中焕发出持续的理论生命力。
六、结语：“面子”之旅对本土概念参与全球对话的启示
“面子”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跨文化传播轨迹，清晰地呈现出一条多向度、多节点的曲折演进链。“面子”之旅为当下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并参与全球对话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历史镜鉴。
其一，本土概念的学术生命力，取决于其回应人类社会在特定时代关键问题的灵活性。在知识的生成与传播中，问题意识远比答案更重要。“面子”的知识形态在演变的过程中几经流转，但其总能锚定所处历史阶段最具张力的难题，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视角。因此，有必要在地方概念与世界问题之间搭建起对话之桥，挖掘中国本土概念中蕴含的全球问题意识。
其二，概念复合结构是其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内在关键，可为不同文化语境提供意义接口。“面子”融合了道德自律与社会声誉、内在耻感与外在形象、个人尊严与关系网络，构成一个富有张力的意义复合体。复合结构使本土概念在面对不同学术脉络和文化语境时，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意义接口。中国思想传统擅长以包容张力的方式构造概念，我们应重视概念深描与结构化阐释研究，揭示其内在的立体、复合、多面特征。
其三，知识生产本质上是“人”之间的传承、冲突与协商，学术网络的形态直接影响自主知识的塑造与传播。在“面子”从特殊到普遍再归返特殊的旅途轨迹背后，本文追问的是，谁、为何以及如何将之建构为特殊或普遍。当下，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有意识地构建平等、开放、反思性的全球学术合作网络，通过有效的翻译、阐释与创新，使本土智慧成为全球学术共同体可理解、可借鉴、可对话的公共资源。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面子”的跨文化传播之旅启发我们，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流动与对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需要深描本土概念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更需要以开放姿态参与国际学术网络合作交流。唯有在持续的跨文化旅行中，本土知识才能不断焕发理论生命力，真正成为全球知识版图中不可缺席的智慧。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7期，原标题为《“面子”的跨文化之旅：一个中国本土概念的知识社会学考察》，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常乐，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