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媒介装置社会中，对媒介性的本体论追问成为传播学者的历史使命。在当下的媒介学研究中，最容易让研究者迷失方向的，就是媒介观被“所是”和“生成”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所困扰。通过物质世界和意义世界之间的转译，媒介性以生成和显化媒介物，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交往关系。媒介性既是基于转译基础之上的生成性，也是居间性和背景性的共存与纠缠，以及可见性与透明性的相反相成。

#观点精粹

1“人们称作现实的东西从未以永远固定的方式出现；宁可说，它在历史中和在不同民族那里总是显示为不同的……现实决不是某种单轨的、固定的、绝对的东西，永远一定的东西，而是不同的自身显示着和构造着……或展现着。”

2 物以媒介物的方式被理解的场景，只有发生在传播的过程中；只有当物嵌入了传播与交流的位置，它才以媒介物的方式被显化、被理解。

3 媒介物之所以具有生成性且必然是生成性的，就是因为它物与意义的二重性，并因此具备在虚实之间的转译能力。

4 当我们谈论媒介性时，谈论的是居间性和背景性的共存与纠缠，谈论的是可见性与透明性的相反相成。

#关键词

媒介；媒介物；媒介性；生成性

#引用格式

①胡翼青.论媒介性[J].传媒观察，2026(7):5-12.

②胡翼青.(2026).论媒介性.传媒观察(7),5-12.

论文节选

在当下的数智媒介社会，媒介学研究对一些核心概念的追问变得越来越频繁，比如什么是媒介、什么是媒介物、什么是媒介化，等等。这些概念的厘清对于当代媒介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这些概念受限于言语和符号本身的贫乏而显得词不达意；另一方面，因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学者对其内涵的理解存在千差万别，只有知道不同理解之间的差别才能让媒介学在延异中不断发展。正因如此，库尔德利（NickCouldry）和赫普（AndreasHepp）才提醒我们，若想更新对当代社会的理解，必须重新理解不断变化的“媒介”概念：“正是‘媒介’这个词掩盖了巨大的变化。”

在当下的媒介学研究中，最容易让研究者迷失方向的，就是媒介观被“所是”（being）和“生成”（becoming）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所纠缠。“所是”根植于我们的直接感受以及从小就获得的经验，比如太阳东升西降这种天经地义般的认识。在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看来，常人看待现实的“持续常驻”是基于现成的对象性世界的稳定性臆想。然而，现实从来没有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存在过，“人们称作现实的东西从未以永远固定的方式出现；宁可说，它在历史中和在不同民族那里总是显示为不同的……现实决不是某种单轨的、固定的、绝对的东西，永远一定的东西，而是不同的自身显示着和构造着……或展现着。”现实一直都在人的筹划与技术的运作中不断生成，只是多数时刻它被把握为递归而非偶然，才使人们产生一种稳定性的错觉。

“所是”说到底也是被“生成”出来的。正如怀特海（AlfredN.Whitehead）所说：“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是如何形成并构成了这个真实存在的……它的‘存在’（being）是由它的‘生成’（becoming）构成的。”在日常生活中，采用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的世界观也许无可厚非，但如果在反常识的学术研究中也采用这种立场，就会让研究变得平庸和无聊。就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我们用‘此在’这个名称来指这个存在者，并不表达它是什么（如桌子、椅子、树），而是（表达它怎么去是）表达其存在。”从存在论的生成性视角理解媒介是大势所趋，是媒介学成其为媒介学的前提条件。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媒介不是现成的“所是”，它是怎样成为“所是”的，或者说它是怎么“生成”的呢？

一、从万物皆媒说起

“万物皆媒”曾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在《理解媒介》一书的下篇中，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不断用他的隐喻和举例向我们展现什么叫作“万物皆媒”。当然，“万物皆媒”的观念在西方学界并不是从麦克卢汉那里才开始的。由于“媒介”一词在现代英语中长期不加区分地指称通讯、交通和传播的技术物，因此麦克卢汉并不算是特立独行。早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那里，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帕克（RobertEzraPark）、伯吉斯（ErnestBurgess）等学者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中，都采用着类似的媒介观。

不过，麦克卢汉“万物皆媒”的呈现方式并不明晰，容易给后学带来误解：似乎所有的技术物甚至是自然物都可以被看作是媒介。因而，许多后学如获至宝，似乎只要将自己的研究命名为“作为媒介的……”，就是在进行媒介学的研究。然而，“令存在者归属于存在并不能使‘存在’得到规定。”在将一切物都当作是媒介物来讨论时，迎来的是其他学科的鄙视，认为传播学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常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立即就陷入了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窠臼。为了证明某技术物或自然物扮演了媒介物的角色和功能，麦克卢汉的后学们绞尽脑汁，但依然说的都是一些描述性和说明性的常识，比如某技术物中介了行动、联结了关系、汇集了资源，等等。所以，如果将“万物皆媒”理解为泛媒介论，把一切的技术物和自然物都作为媒介研究的对象，运用媒介功能的视角加以分析，显然会将这种媒介研究引向无意义的陈词滥调。

在“所是”的视角下很难看到的一点是，与“万物皆媒”相对应的一种判断其实也完全可以成立，那就是“万物皆不为媒”。在日常生活中，在从物自体（thing）转向对象物（object）的过程中，很少有物被把捉为媒介，甚至那些在常识上被理解为媒介的物或机构也是如此。这一点在今天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除了世界杯、奥运会这样全球瞩目的重大活动安排外，当下电视机的开机率是很低的，在很多家庭场景中，电视机已经只是一个装饰物。在很多情况下，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被安放在起居室并因此证明这是起居室。概言之，没有任何物天然是媒介物，没有任何物可以被看作是天生或现成的媒介物。正如约瑟夫·沃格尔（JosephVogl）所说：“不存在‘媒介’这样的事物，至少它在一种稳定的类别、学科、实质和历史意义上不存在。媒介不能被简化为再现手段，如电影和戏剧；不能被简化为技术，如印刷机或电信技术；不能被简化为机器，如电报机或计算机；不能被简化为符号系统，如文字、图像或数字。”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技术物和自然物都不被人以媒介物的方式所把捉。如果看到这一点，即更常见的现象是“万物皆不为媒”，那么媒介物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所是”，而一定是“生成”的结果。

所以，靠分类是不能判断哪些是媒介物、哪些不是媒介物的，这从来不是一个类型学的问题，只有“所是”才会涉及贫乏的类型学研究。如果本体论视角换成了“生成”，那么定义媒介物的方法必然是时间性的。这种时间性表现为一种场景性，即媒介物是在何种场合成为媒介物的，什么是成为媒介物的“此时此地此景”。媒介物肯定是在人的交流和传播的场景中才成为媒介物的。自康德以来哲学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如果没有时间性，甚至都谈不上存在。不同的媒介物，复杂的如自动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简单的如一支正在被用于书写的水笔，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必须在交流和传播的场景中才成为媒介物。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执行的不是人机对话，而是机器间的对话，那就不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物。传播学既没有能力也不应该研究处于机器学习状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因为那是人工智能科学关切且有能力关切的现象。

也正因如此，物质性研究或者新物质主义不能轻易地照搬到传播学或媒介学的研究中。物可以被以多种方式理解，却很少以媒介物的方式被理解。物以媒介物的方式被理解的场景，只有发生在传播的过程中；只有当物嵌入了传播与交流的位置，它才以媒介物的方式被显化、被理解。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意义意味着首要的筹划之何所向，从这何所向方面，某某事物作为它所是的东西能在其可能性中得以把握。筹划活动开展出种种可能性亦即开展出使事物成为可能的东西来。”有且只有当物在交流的场景中被理解为媒介物或被订造为媒介物，才能构成传播学意义上的物质性研究，否则这种研究不具有传播学的意义而只具有哲学的意义。比如尤西·帕里卡（JussiParikka）在《昆虫媒介》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媒介观，强调媒介技术不仅是人类的也可能是非人类的。他指出：

事实上，媒介的概念已经从大众传播的技术和用途扩展到各种各样的过程，甚至是连媒介研究教科书都未曾提及的过程。诚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发现传输、记录和连接的能力。石头和地质构造记录着时间的缓慢流逝以及物质-能量的波动。植物和动物通过各种传输方式以及与环境耦合的方式来构成其存在。它们将宇宙的力量缩约为环境关系……媒介就不是一种技术、一种政治议程，也不是一个排他性的人类主题。媒介是将世界的力量缩约到特定的共鸣环境中：内部环境有其共鸣，外部环境则赋予其节奏来作为其整体共鸣的一部分。

无独有偶，当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奇云》一书指称“环境即媒介”时，当斯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一书指称媒介化也发生在传播过程之外的社会进程中时，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味道。并不是说这样的媒介观是错误的，但站在传播学学科的角度，笔者无论如何都不赞成这些对媒介的泛化理解。并不是说不能从大众传播的陈词滥调中突围，但如果不在人的传播和交流的语境里谈媒介，那必然与传播学学科无关。真的讨论作为媒介的环境，比如海洋或者云，说到底依然还是生态学等科学的事，作为媒介的环境充其量只是一种暗喻，意指像媒介一样运作的环境。当年施拉姆曾经讽刺麦克卢汉说：“从表面上看来，‘媒介’这个曾经主要是艺术家、细菌学家和大众传播专家才使用的词竟然风靡一时，说不定因为他的缘故。”如果真的把细菌和病毒作为媒介来研究，那当然也没有问题，然而大家都知道那应当是医学和流行病学关注的问题，而且那也只是一种暗喻，意指像媒介一样运作的细菌和病毒。所以，在传播学学科视野中，并不存在与传播场景无关的媒介学研究。

所以，传播的场景很重要，它将物赋予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性，以媒介性的方式生成，以媒介性的方式行动。媒介物存在的前提是它被以媒介性的方式所订造、所算计、所理解。没有媒介性就不存在媒介，自然也就不存在媒介物，媒介物的前提就是具有媒介性的物，媒介研究或媒介学的基础就是对媒介性的分析。于是，媒介性便构成了理解媒介和传播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二、如何把捉媒介性

然而，新问题来了，什么是媒介性，何以把捉到媒介性？根据上面的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媒介性必然是时间性的和生成性的，它使物在“此时此地此景”中被理解为媒介物，从而生成出某种联结和交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看不见，也摸不着，很可能转瞬即逝，甚至连感知、体认和实证其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格罗伊斯（BorisGroys）的表述最为清晰，他认为媒介是看不见的，必须去传播的场景中推测，而这种推测可以从某些方面展现媒介性。

格罗伊斯的出发点在于他对档案问题的研究。在讨论了什么东西能够被载入档案后，格罗伊斯突然对档案的承载体发生了兴趣，并因此聚焦于这个承载体——神秘与复杂的媒介空间。他指出：

档案的承载体建构性地隐蔽在档案后面，因此无法直接观照。人们通常将档案的媒体承载理解为存储数据的技术手段，例如纸张、电影或者计算机。但这些技术手段就它们本身来说是档案中的物件，在其后又隐藏着一定的生产过程、电力网络和经济步骤。但在这些网络和过程中又隐藏着什么呢？对此的回答更为模糊：历史、自然、物质、理性、渴望、事物的进程、偶然、主体。那么档案符号表面的背后可以揣测到一种暗中的、亚媒介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符号承载体以降级序列引向一个幽暗不透明的深处。

尽管格罗伊斯并没有采用传播学学科视角，但将其思想翻译成传播学的话语，就是在告诉我们，在传播的过程中媒介是看不见的。我们的注意力关注的是媒介上承载的文字、画面以及其他各种符号，但这些符号显然不等同于媒介，虽然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化媒介并使我们感知媒介的存在。然而，一旦离开传播的过程，这些媒介物又立即变成了冷冰冰的技术物，我们依然看不到其运作的方式：“如果我们要探究电视机或者计算机的机器内部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怎样运转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先将机器关闭。图像也就同时消失，而图像的载体正是这些机器。而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无法真正触及无论是亚麻画布还是媒介机器的这类媒介载体。”所以我们总是无法真正“看见”媒介，或者说媒介或媒介性是不可能接向我们敞开的。当媒介只是简单的工具时，这种感觉还不明显。但在数智媒介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样的以“可计算性”为特性的媒介，通常不仅在人们的感官之外，也在人们的既有知识之外，除了极少数核心的设计以外，它就是一个黑箱。更不要说去理解这个黑箱背后的权力博弈了。

格罗伊斯对这个看不见的黑箱倒并不是很绝望，他指出：“亚媒介空间对于我们来说必须是一个处于幽暗之中，被揣测、被猜想以及令人害怕的空间，但同时也是一个突然给人以天启和真知灼见的空间。”当人们不能感知、体认或实证其存在的时候，揣测就变成了把捉媒介与媒介性的唯一方法。只有可见之物的背后隐匿着不可见之物，揣测便成为理解媒介的唯一办法。格罗伊斯认为，要通过揣测去探索符号背后的亚媒介空间里隐匿着什么，那媒介理论只能是一种本体论式的追问：“只要媒介理论必须对媒介承载体提出问题，那么媒介理论就只能是本体论在新条件下对世界观察的继续。”媒介理论只能是一种本体论，这充其量只能被看作是格罗伊斯的一家之言。媒介理论当然不可能只停留在本体论层面，否则媒介理论难以生成。但要回答什么是媒介性，必须从本体论开始，因为媒介性本身就是一种本体论的追问。

正如米歇尔（W.J.T.Mitchell）和汉森（MarkB.N.Hansen）所说的：“有一种概念将媒介理解为一种生活环境，另一种概念将媒介理解为一个狭隘的技术实体或系统。这两个概念极为不同……在媒介明确指向某种具体的技术调节形式之前，与具体某种媒介物相连之前，媒介首先指明了人类的一种本体论境况，即建构性的外化行为和发明创造。”其实，这一表述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以往我们理解的媒介仅停留在媒介物的表象及其功能，根本没有触及媒介的存在论意义。那么，怎么进行本体论的揣测呢？格罗伊斯并没有给出什么好的意见，但马丁·塞尔（MartinSerres）给出了他的建议：“传媒只有与我们借助它所认识或预见的东西一起，才能够‘存在’。”揣测媒介性，就是要将媒介物放在由它建构的关系整体中加以理解。而这个关系整体之所以能够形成，与媒介物的生成性有关，把捉媒介性必须先从生成性入手。

笔者很早就关注到了媒介的生成性问题，并描述了这种生成性实质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述：一是将各种技术物转化为媒介，二是让技术系统的各个部分互为媒介，三是将人转化为媒介。彼得斯在《奇云》里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什么是媒介的生成性：“对我们来说，船显然是一种媒介，但它同时也揭示出海洋这种媒介并使得海洋可以航行。”遗憾的是，笔者《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一文并没有讨论媒介的生成性何以可能。如果回到格罗伊斯的亚媒介空间，按照他提供的本体论揣测的思路，生成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也许会有更丰富的解释。

尽管格罗伊斯认为媒介看不见，但一旦进入传播和交流的过程，媒介性就不可避免地被媒介物显化出来，这时的媒介物既是特定的物，也是承载意义的界面，因此界面起到转译可感知的物质世界与可体认的意义世界的作用。媒介物肯定是某种实存之物，但在交流的视野中，物本身的特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发挥在物质环境与意义环境之间的转译作用。若真的处于万物皆媒的状态，则意味着万物的隐匿。物是传播和交流中最不可或缺但也是最不能聚焦的元素，它框定了传播与交流的时空和方式，但它只能是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若用物质性的视角来展开媒介物的研究，其核心并不是关注媒介物本身是什么，媒介物（不管它是上海外滩，还是南京大报恩寺，或是扬州邵伯船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传播的过程中以何种独特方式呈现意义、联结关系、转译时空。

媒介物对意义和时空的转译可以被看作是物在媒介性意义上的可供性实现。自从吉布森1964年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可供性的实现一直被理解为有赖于人所扮演的角色。库尔德利等人将可供性理解为媒介物的可用性和可能性：“一旦媒介获得某种物质性，它就会被社会行动者物化……每种媒介都有其特征或‘可供性’，作为其‘可用性’的一部分，为特定的活动提供可能性。”然而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可供性不是一种功能，它就是媒介物的媒介性本身。事实是，只要媒介物生成，人、媒介物与世界的联结关系就同时生成。在这里，“可供性”并不是媒介物的某种属性或某种功能，媒介物的生成本身就是可供性的实现和呈现；“可供性”并不是元素或环境既有的属性，而是由于媒介的联结，在两个及以上本无关联的元素中制造的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由此可见，“传播语境中的‘可供性’既服从于吉布森为了克服主客体二元论而创造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又必须超越生态心理学的语境。当我们不打算强调‘可供性’原本那种先在性而强调它的生成性时，‘可供性’因而成为媒介之所以为媒介的前提，成为媒介性的第一定律。”

更进一步说，由于媒介物既是质料又是形式，与其他物不同的是，媒介物同时具有内部时空和外部时空。媒介物本身处于一个特定的物理时空中，而它承载的意义世界则是另一个特定的时空，这个时空只是被符号表征，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时空，或者说只是一个叙事的时空，它只具有时空感（比如先后、快慢或在之中的感觉）。前者是使媒介物在之中的物理环境，后者则是媒介物组织和运转的内容世界；前者是我们“在之中”的真实世界，而后者则是媒介物创造的世界；此二者在媒介物的作用下相互转译。笔者曾经讨论过媒介物与技术物的差别，认为一切的技术物都生活在特定的外在的时间中，唯独媒介技术物，它不仅存在于外在的时间中，也拥有自身的内在时间，而这个内在的时间就是在界面中呈现的内容。所以，仅仅关注媒介物的物质性是不够的，起码对于传播学而言是不够的，内容所营造出来的内在媒介时空是理解传播与媒介的关键：“每种媒介都同时有‘内容维度’和‘实物维度’，两者都是媒介作为一种传播手段的基本特征。”

关于媒介生成性的最新变化主要与大语言模型（LLM）的出现有关。以往媒介物的转译都是在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转译与意义转译，在这一过程中，人通常扮演引领性的作用。但LLM则不然，它是一种典型的数字化自动转译，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行动力极其有限。于是，生成性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了，以前被物理世界中的运作所遮蔽的媒介的能动性问题显现了出来。尽管在德国文艺技艺理论那里，人们早就发现了媒介在形塑个体文化技艺时扮演着能动性的角色，但这种能动性毕竟不是自动化的。从媒介史的角度来看，媒介能动性的不断加强是一个历史趋势，它导致了人与媒介物关系的不断变化。在传播和交流的场景中，人、物和意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丰富的。生成性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也具有丰富的纹理且需要被不断开掘。

综上可知，媒介物之所以具有生成性且必然是生成性的，就是因为它物与意义的二重性，并因此具备在虚实之间的转译能力。正是这种转译能力，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交往关系。所以，生成性的本意并非要生成什么新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进行时空和意义的转译，这是把捉媒介性问题的关键。对于媒介研究而言，生成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具有丰富的维度。生成性的基础是转译性，而在转译性的实现中，人与媒介物的可供性和媒介物的能动性是理解生成性的重要面向。理解了传播场景中的生成性问题，就初步把捉住了媒介性。

三、媒介性的其他维度

在以生成性的方式把捉了媒介性之后，似乎还可以继续探讨其丰富内涵。然而，即使面向已经生成的媒介物，我们依然无法采用实证的方法探索媒介性。媒介性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论特性，经验科学把捉不住它的存在：“事后从经验材料中得出的假说绝不可能开展出这些学科的存在论基础。倒不如说，我们还在收集经验资料的时候，存在论基础却总已经在‘此’了。实证研究看不见这种基础，把这种基础当作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依然只能依靠揣测去形容那些被看作是媒介性组成部分的东西。

媒介物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作用就是居间联结，甚至媒介的英文词源本身就有中间、居间、调节的意思。无论是两个人通过对话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是无数人在世界杯直播间里生产弹幕，媒介性都表现为一种居间性。正是这种居间性，使传播与交流变成可能。居间性可能是最容易被观察到和体验到的媒介性的面向，对传播学而言也是最根本的面向之一。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将媒介理解为信息载体，也是因为看到了媒介的居间性——居于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渠道。没有媒介的居间性，人类的一切传播和交流都不可能发生。正如阿斯曼所说：“所有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所能说的，能认识的和知道的东西，都是借助于传媒说出、认识和知道的。”所以马丁·塞尔指出：“我们与一切事物的关系——意向关系——都完完全全是传媒的。”

然而，麦克卢汉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用“看门狗隐喻”来讽刺重视传播效果的美国主流传播学，认为他们无视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即媒介本身就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他用“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断言，揭示了媒介物的背景性。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媒介的外观，而是媒介作为存在的背景和环境。甚至，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对传媒的居间性根本一字不提，黄旦对此提出了质疑：“麦克卢汉的缺陷是只有技术没有媒介，看不到媒介是居间的交互性运作，是人与技术的互为中介。”然而，能够发现媒介的背景性本身是具有开创性的。马丁·塞尔也看到了媒介的背景性，媒介能够创造一个使交流与传播在之中的世界：“传媒本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在光的传媒中看，我们在声音传媒中听，我们在语言传媒中交往，我们在货币传媒中交易。传媒每打开一个区分的区间，它就能够在感觉、认知和行为中指定一个确定的格式塔。”媒介总是将人纳入其中：“如果我们接受一个信息，那么它是在一种传媒中被给予的。这里某种东西浸入到传媒中，完全被传媒所浸透，以至于它在传媒之外根本不可能存在……被传媒所制约，只能在传媒中运动。”传媒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人们身处媒介装置之中才能通达这个世界。基特勒特别欣赏麦克卢汉对于光的阐释，因为这种没有内容的媒介形式，构成了多种人类行动的媒介背景。所以，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脉络，正是立足于媒介性的背景性，并因此取得了独特的理论地位。

居间性与背景性（或者说环境性）并非二元对立，可以被看作一组相互纠缠的媒介性。我们可以设想教师授课的场景，当投影仪显现出课件的时候，投影的居间性便在师生的交流之间显现出来。但其实，投影显化的时候，投影的背景性也同时生成，因为投影显现之时，师生在教室这一特定媒介域场景或环境中的教学活动也就展开了。很难将居间性与背景性二者分开，因为当节点间的交流开始的时候，交流的背景与环境也已经显现出来，所以居间性和背景性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当传播和交流发生的时候，前景与背景都已经被整体性地创造出来了。

另一个比较容易从媒介世界的整体关系中发现的媒介性面向是可见性。没有可见性，便意味着无法完成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转译，因此也就不能使任何物显化其媒介性。可见性意味着媒介物在其界面向我们显化的内容，都是它可以显化的；那些不能显化的内容，则是它无法显化的。可见性还意味着差异性，因为无差异的内容是不具有可见性的。“形式在区别中才是可把握、可认识和可意向的东西：感性感知的客体、行为的计划、商业战略和赢利、艺术客体以及所有这类事物。一句话，用传媒变得可通达的东西，都是最不同类型的被给予性……传媒就是通道，它使某物被给予。”所以，媒介的可见性使媒介的内容总是比现实生活更具有张力，更富有戏剧性和异常性。媒介创生的内部时空，是经它重新筹划过的世界，是一种被它显现的关系世界。

内容的可见性还意味着媒介物的不可见性。也就是说，媒介物将内容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因此将注意力放在内容之上，即我们的思想会重现媒介的内在时空，但处于外在时空中的媒介却悄然不见。正如沃格尔所说：“媒介使事物可读、可听、可见、可感，但在具体操作之时，媒介也有一种抹除我及其构成性器官功能的倾向，从而使自己变得不可感知和‘麻醉化’。”这就是媒介的透明性与隐匿性。媒介物当然不是透明的，只是它在组织和呈现可见性的过程中消逝不见。如果在任何传播场景中，大家关注的是媒介物本身而不是内容，就意味着传播的中断。要么就是内容极度不吸引受众，要么就是媒介技术不能保证内容的正常播放，从而使传播从上手状态成为被审视的在手状态。当关注的焦点从内容转向媒介物本身，不仅意味着传播难以为继，也意味着媒介物的失灵，尽管这一时刻是研究和揣测媒介性的最佳时机。也就是说，媒介内容的可见性恰恰是建立在媒介物本身的透明性之上的。西皮尔·克莱默尔（SybilleKrämer）说：“我们与传媒交往的日常经验到处都会碰到这一来源：我们听到的东西不是声音的震动，而是钟声的鸣响；我们阅读的不是字母，而是一段历史；我们在对话中与人交流的不是音节，而是意见和信仰；而在电影里我们一般会忘记投影平面。传媒的作用就像玻璃窗：它越是透明，越是在我们注意阈限之下不引人注目，它就越是能更好地完成了任务。”媒介内容的可见性便意味着媒介物的不可见，这一点在观影时体现得特别明显。

“在观看电影时，如果剧情足够引人入胜且无干扰，人将自然而然地浸入‘内容’之中，进而无视幕布、影院环境、一整套电影放映的技术设备和操作系统，仿佛它们处于人的知觉之外，而媒介本身退居幕后，以缺席的方式在场。内容让人卷入一个由符号、话语、影像、记忆、想象等内容所构筑的象征世界，与媒介的表征系统融为一体；而只有当技术发生故障或人受到干扰之时，内容的呈现所倚仗的‘物’才会显现出来，为人所知所感。”

媒介内容也就是媒介的内部时空变成了更具有可见性的时空，但媒介物本身以及它在之中的外部时空则被隐匿了，技术体系、内容生产体系以及市场运作的手段等发生在外部时空的一切都变得不可见，变得非常神秘，甚至很难被揣测。如何揭示媒介物的透明性以及它所遮蔽的各种社会关系，恰恰是进一步展开媒介批判研究的关键。

因此，当我们谈论媒介性时，谈论的是居间性和背景性的共存与纠缠，谈论的是可见性与透明性的相反相成。“媒介始终处于二象性之中。媒介既是外观（内容），又是背景（形式）；既具有居间作用，又具有背景作用；既可以被看作是实体，也可以被看作是悬设；既可以被把握成不确定性的运动与生成，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瞬间抓取的秩序，一种无序的有序。”当然，媒介性肯定不止本文讨论的这些维度，既然本文用的方法是揣测，就免不了挂一漏万，但这恰恰就是需要不断追问媒介性的原因所在。

四、结语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巨机器构成的装置社会，大众传播时代对媒介及媒介性的理解已经不足以支持我们破译媒介装置的黑箱。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媒介机器给我们不断生成认识论上的难题，我们不得不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再度发问，什么是媒介，什么是媒介性？媒介就是我们的境况，而理解媒介则是我们的使命。海德格尔曾绝望地指出：“集置不仅仅在人与其自身和一切存在者的关系上危害着人。作为命运，集置指引着那种具有订造方式的解蔽。这种订造占统治地位之处，它便驱除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如果说巨大的现代媒介装置用其订造的解蔽方式遮蔽了其他通向澄明的道路，使人类失去了选择的自由，那么对媒介性的把捉和追问则意味着寻找其他选择的开始。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7期“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专栏，本文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