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极端通勤已成为超大特大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的典型表征，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时间体验、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基于社会加速理论，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庞华与硕士研究生晋晨洋从媒介批判学视角出发，对通勤过程中媒介时间的转译与重构及其辩证关系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媒介时间的通勤实践在计量维度、流动性维度、可交换性维度上呈现出三重转译倾向。面对技术理性对通勤者时间与身体的双重规制，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通过创造性挪用、数字断连与时间权力再分配等策略，以重构时间主权的可能性。研究既拓展了媒介时间理论的解释边界，也为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与时间正义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一、媒介时间语境下的极端通勤现象
通勤作为连接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的日常实践，已成为现代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城市空间扩张与功能分区日益显著，导致居住区与就业区分离现象愈发突出。根据《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的界定，单程通勤时间超过60分钟被定义为“极端通勤”，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中承受极端通勤的人口规模已超过1400万。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表征，通勤行为不仅折射出城市形态与功能布局的特征，更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身心健康产生多维影响。在此背景下，通勤问题已超越单纯的交通规划范畴，成为衡量城市宜居性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关注个体通勤需求和生活满意度的城市规划理念，相较于传统的职住空间优化策略更具现实价值与前瞻意义。
从“时间媒介化”的角度考量，时间已不仅是自然度量，更在现代媒介技术的介入下，成为被重新感知、组织与赋予意义的社会形态，而极端通勤正是这一过程在职场人生活中的具体显现。为进一步深化这一分析，本文尝试引入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转译”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媒介时间的转译特指媒介技术所塑造的时间逻辑如何在另一语境中被再现，即社交媒体、算法系统等非人行动者对通勤者的时间进行多重转化，将其从个人化的、绵延的体验，转译为可计量、可切割与可交换的社会资源。
本研究在时间媒介“钟”的隐喻映照下，结合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试图从媒介批判学视角审视媒介时间的转译与重构及其辩证关系，以期还原时间与“钟”的隐喻如何彼此勾连，并从抽象概念逐步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关系链条。这一探索不仅拓展了媒介时间研究的学理边界，呼应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更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提供了学理依据与实践启示。
二、通勤者“钟”的时间隐喻与媒介化考察
在城市生活的加速节奏中，对时间的竞逐与压缩已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症候。也正因如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穿透媒介技术中介的表象，追问极端通勤者是否在技术理性规训下沦为“时间的钟摆”，并将其置于媒介时间与城市治理交织的脉络中进行批判性反思。城市时间治理不仅是牵涉效率的技术命题，更关乎数千万通勤者的时间主权与生命体验。
时间观念的建构，本质上是社会形态的投射，随着社会转型，时间也在悄然转变。从历史维度考察，学界普遍将时间与社会形态的互动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文明时期的自然时间、工业文明时期的钟表时间以及信息社会的媒介时间。在人类社会早期，自然节律构成了时间认知的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钟表技术的普及推动时间从自然节律中抽离，转化为标准化的计量单位；数字时代，互联网作为建构社会时间的新机制，正在全面重塑时间的呈现形态与感知方式。
时间不仅是个体的感受，还是一种多元的社会景观，时间嵌入多重社会过程之中，人们从中获得不同的时空经验与体验。本文所讨论的媒介时间，并非对技术时间或数字时间的概念替换，而是试图在社会时间的理论脉络中，重新锚定媒介作为时间建构的中介者与意义赋予者的核心地位。而极端通勤正是媒介时间在都市日常中最具张力的实践场域，它既是技术理性对生命节奏的规训现场，也是个体经由媒介实践重建时间主权的可能空间。
既有学术文献已对通勤时间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研究范式，通过实证分析提炼出客观通勤压力源的四个构成维度：时空延展度、地理跨度、交通流阻滞强度以及通勤阻抗指数。正是基于这一多维度的认知深化，通勤压力作为现代都市病的新型压力源表征，其研究已逐渐演化为组织行为学与管理学交叉领域的前沿学术增长点，通勤行为已经超越单纯的空间位移，成为关乎生活质量提升与工作生活平衡的关键社会议题。
三、通勤者“钟”隐喻的时间转译与批判性解构
媒介时间在极端通勤中并非单一实体，而是以多重形态彼此交织、动态生成。在互联网环境下，通勤这一原本难以精确描述和框定的时间过程，转变为可通过数据进行清晰地捕捉、记录和利用的时间序列。当时间可以被如此清晰地分割与捕捉时，媒介所构建的意义空间往往能够在时间维度上向社会转译出超越通勤行为本身，亦超出其物理位移属性之外更为深远的现实价值。
达拉斯·斯迈兹曾提出“电台时间”商品化理论，揭示了广播媒介将听众时间转化为可交换的商品的基本逻辑。苏珊·杰哈利的“受众时间商品论”，系统阐释了现代媒介通过内容产品置换受众注意力时间，并将其作为商品打包售卖给广告商的生产机制。在数字化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下，现代通勤系统已逐渐演变为精密的“时间管道”，平台通过精确测量用户时间数据和激烈争夺用户时间注意力的双重策略，实现了对通勤时间价值的最大化商业意识形态“询唤”。现代社会的通勤时间测量呈现出主体能动性与技术控制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劳动者借助智能设备实施时间管理策略，试图重建对时间的掌控感；另一方面，平台资本通过算法监控系统实现对用户时间的隐形征用。在数字技术无孔不入的当代社会，时间已从生活维度转译为商品维度，商业逻辑使其彻底转化为具有交换价值的“时间―货币”综合体，而通勤时间正是这场隐性变革中最具象、最尖锐的体现。
在数字资本主义运作逻辑下，媒介时间进一步演化为以平台算法为中枢的数字时间形态。互联网平台通过时空压缩机制，持续挖掘通勤时间的生产性价值，将其整合进数字劳动的价值生产体系。一方面，平台资本通过碎片化内容推送、即时互动机制及算法推荐系统，将通勤场景重塑为介于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第三空间”。在这一空间内，媒介技术对劳动者的物理移动时间进行改造，使其在消费信息产品（如在线音频、短视频）的同时，不自觉地参与数字劳动。另一方面，平台技术（如导航系统、实时路况计算）将通勤时间压缩为可量化的效率指标，使通勤者陷入“时间拍卖”的金融化陷阱，或选择低价长时通勤，或支付溢价换取快速通道。通勤者被迫在不间断的时间碎片中机械切换，形成一种难以真正掌控自身时间体验的生存常态。
当代都市通勤实践呈现出显著的技术具身化特征，通勤者的身体感知与行为模态被智能设备重构为双重时间秩序的规训对象。当代智能技术通过算法调度、数据流和即时反馈机制，直接介入身体的感知系统与行为模式，使其成为技术时间的具身化载体但这种状态蕴含着深刻的悖论：技术装置一方面通过精确计时强化时间的可控性，另一方面又因信息过载瓦解时间的连续性感知，最终使现代通勤者陷入“加速”与“停滞”并存的时间困境。对于极端通勤群体而言，制度化时间的刚性切割与经济资本的共谋，形成了比肉体规训更为高效的生命时间征用系统，他们既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时间，更难以自由地体验时间的多样性。当时间成为阶层划分的隐性标尺，对时间正义的追求便不再仅仅是节奏调控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社会公平的根本命题。
四、重夺时间主权的主体性突围
面对媒介技术所催化的时间转译现象，通勤者并未全然沦为被动的“时间钟摆”。相反，他们通过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对这些已被转译的时间进行“再转译”，试图重构时间的主权与意义。这些微实践抵抗并非旨在复归某种“原初”时间形态，而是在媒介化的现实内部，开辟出新的可能性空间。
这种抵抗的核心在于对时间节奏的自主调控，即通过减少单位时间内的行动密度与减速社会实践，打破现代性时间逻辑。具体表现为两种实践路径：其一为制度性时间的策略性规避，如错峰出行等主动规划行为，以此消解通勤高峰的时空压迫；其二为时空意义的再生产实践，即将通勤时段转化为兼具功能价值与存在价值的复合时空，例如通过播客学习、深度阅读或正念冥想等方式，将通勤过程转化为自我提升或精神放松的契机。这种策略不仅解构了通勤时间的“纯粹劳动化”倾向，更将其建构为个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时间的意义再生产。相较于上述时间填充策略，更深层的抵抗体现为节奏层面的根本转变，即近年来出现的城市漫游、驻足、沉思与隔离的“社会减速”现象。这种减速实践不再试图“填满”时间，而是通过悬置效率逻辑，重新赋予时间以绵延性与体验厚度。而现代社会弹性工作制的普及，尽管本身可能带来新的时间边界模糊风险，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依据生物钟节律而非制度时间重建通勤时序提供了可能。最终，通勤者得以在加速社会的缝隙中，实现对时间主权从被动承受向主动协商的根本转向。
通勤空间作为衔接工作与生活的重要场域，已超越纯粹的物理位移功能，演变为个体抵抗媒介化时间秩序的“第三空间”。在这一流动的异托邦中，断连实践成为重构时间自主性的关键策略。媒介使用者为了纾解持续数字连接带来的心理压力，有意识地切断网络连接，暂时或永久退出网络节点角色。断连的普遍化源于社交媒体强加的超连接性与多任务切换压力，当个体被迫在多重数字身份间疲于切换，并承受工作与生活边界消弭带来的连接焦虑时，通勤空间反而成为实施“数字戒断”的理想场域。通过主动关闭移动设备或拒绝即时通讯，通勤者得以在物理移动中重建认知边界，从而抵制媒介节奏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在当前“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发展思想指导下，通勤时间问题已成为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议题。如今城市治理应重塑通勤评价体系，通过引入基于居民实际体验的参考依赖指标，以更精准地反映不同群体的通勤需求与行为特征。一方面，在城市规划层面，极端通勤现象折射出现代城市空间治理的结构性矛盾。职住分离导致的极端通勤对居民生活质量产生系统性侵蚀，这种由空间资源配置失衡造成的时间剥夺，要求城市规划者通过混合用地开发、公共交通导向型发展等创新模式，重构城市时空秩序。另一方面，在劳动权益保障维度，通勤时间的归属问题亟待理论澄清。在远程办公等新型工作方式日益普及的背景下，传统“工作―生活”的二元时空划分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当通勤行为具有强制性与工作预备属性时，其时间消耗部分是否应当纳入劳动权益保障范畴？这不仅涉及数字时代工作时间的社会化界定，更关乎社会对时间正义的根本追求。
五、在转译与重构间超越“钟”的隐喻
亘古至今，媒介与时间始终处于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中，二者相互纠缠、互为表征。在技术演进的时间叙事中，交通与通讯技术彼此交织缠绕，共同书写了技术重塑时间的历史进程。而媒介技术变革的内在动力，正源自人类对于时间记录与使用的永恒追求。然而，遍在的媒介形态正在消解时间的边界与间隙，使作为经验主体的人陷入“无时间性存在”的困境。从本质上看，时间并非外在的客观对象，而是一种现象性的存在。如同精密仪表里摆动的游丝，当代通勤者始终处于媒介时间规训与主体性重构的张力之中。这一隐喻不仅揭示了现代人作为“时间载体”的被动处境，即被各种制度化时间所规训，同时也暗示了个体作为“时间调节器”的能动可能，即在齿轮咬合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的节奏。在数字媒介时代，面对如此强大的数字化时间，人在时间问题上的自主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何以捍卫时间自主性已然成为媒介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传播学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罗萨笔下的社会加速，在极端通勤者的日常旅程中获得了最为鲜活的注脚：每一次在精密算法与生理节律间的艰难摆荡，都是对现代时间本质的一次质询。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机器仪表上的数字表征，转而关注车厢里那些疲惫却倔强的面孔时，或许能够领悟：捍卫时间自主性的斗争，其深层意涵指向的是一场守护人之为人的存在论尊严的本体性抗争。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3期，原标题为《穿梭时间的“钟”：极端通勤视域下媒介时间的转译与重构》。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iITVgt__dOKcugZ83ps7g。
作者简介：
庞华，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晋晨洋，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