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汀芷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3期发文认为，1970―1980年出生的中国网民是互联网“桥梁的一代”，他们既深谙基于印刷文明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逻辑，又直接体验并影响了基于数字技术的互动与创造模式。这种双重经验，使他们在面对信息爆炸、算法推荐、碎片化传播等当代网络生态特征时，往往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批判性适应”能力——既能积极利用新工具、融入新场域，又时常本能地回溯、调用那种深度、系统、严肃的思维与表达传统。对于70后一代来说，网络技术成为“非制度化”关键事件，某种程度上重构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并与“网络流行语”的30余年流变深度耦合。论文将此种意义共建概括为“协作式共同书写”，通过社会化协商、技术赋能和生命体验，群体将个体智慧升华为集体记忆。基于70后生命历程的中国网络流行语研究，不仅是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史的关键切口，也是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转型中文化连续性、价值调适与代际特征的重要维度。

一、问题的提出

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此后网络流行语从早期的“斑竹”“灌水”等社群话语，迭代至当下短视频中的“奥利给”“尊嘟假嘟”等魔性口号，其作为一种另类的媒介记忆蕴含着多层面研究价值。

既有网络流行语研究多围绕符号特征和传播机制展开，而本研究立足于中国互联网30余年的发展史，将网络流行语视作凝结网民记忆、互联网技术变迁、社会转型与发展的记忆单元，而非转瞬即逝的网络流行文化泡沫。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传播既得益于网络技术的演化，伴随本土互联网平台兴衰，也植根于社会转型的土壤，成为记录社会发展的话语节点。

本研究引入生命历程范式，聚焦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关键亲历者的70后网民群体。这一群体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巨变的时代，生命历程完整覆盖了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精英走向普及、从工具演变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关键时期，其媒介接触史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互联网技术社会化史。通过这一代际群体跨越30余年的生命历程叙事，揭示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塑造其媒介接触行为、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对网络流行语这一技术文化产物的接受方式、理解逻辑与意义赋予。

本研究的具体研究问题为：第一，70后不同生命阶段的生活重心与社会角色，如何影响其互联网接触方式及网络流行语的参与行为？第二，中国互联网从Web1.0到Web3.0的技术特征与平台生态，如何塑造网络流行语的变迁，70后的体验如何印证这一逻辑？第三，70后的个人经历与社会结构性变化，如何与互联网技术发展交织，投射到其对网络流行语的理解与意义赋予中？

二、理论视角：网络流行语研究的生命历程范式

早期语言学研究多关注网络流行语的符号特征，却忽略了背后的创作者。事实上，网络流行语既是互联网技术和社会结构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又是凝结着跨阶层网民集体智慧的表达，对其书写者进行研究，能锚定网民个体在互联网技术洪流中的位置，进而从微观、日常、个体的层面理解其生成、传播与再书写。

有鉴于此，本研究引入生命历程范式。该范式以时间为线索，讨论结构与能动、个人与社会、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其范式可分为北美传统和欧陆传统。欧陆传统强调常态化的生命结构，代表性学者科利提出的“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认为，个体生命历程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并相互关联的制度复合体，以年龄为时间单位，现代社会生产出一套包括教育、婚恋、就业、升职、退休在内的制度化的生命历程。

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运用生命历程范式，探讨制度、政策、社会事件对特定人群的影响，但围绕媒介技术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互动研究还不够充分。自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技术已成为重要结构性力量，既赋予网民以媒介记录和自我书写的权力，也引发个人生活与社会实践的深度变革。

本研究将“生命历程制度化”引入研究，主张将互联网技术视为与个体生命历程交织的制度性因素，聚焦1970—1980年出生的70后网民，通过纵览30余年网络流行语的书写轨迹，以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历时性变迁为经线，以70后世代的生命历程为纬线，探究网络流行语与中国网民的生命历程、互联网技术变迁，乃至社会制度性结构的互动，并讨论中国网民如何跨越年龄世代、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等因素，共同参与到网络流行语跨时空书写的接力中。

三、研究方法与编码结果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使用建构主义扎根方法进行材料分析与理论建构，以涌现性方法来处理从不同分析层次中浮现的概念，以此揭示经验世界。同时，研究采用“拾荒者方法论”，结合20世纪70世代的口述历史、个人档案、BBS、社区论坛等非传统数据来源，从碎片中构建出新的知识体系。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1970—1980年出生的网民，基于其作为初代网民、社会中坚力量，且生命节点与中国互联网技术史交织的特质。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筛选出28位不同职业背景的受访者（涵盖公职人员、教师、个体户、企业主管等），进行时长1小时以上的半结构叙事访谈，访谈材料导入Nvivo14软件进行编码分析，并做匿名化处理。访谈提纲涵盖受访者基本信息，互联网使用与对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创作、理解，以及对互联网技术变化的感受三个部分。

（二）编码结果

第一步是开放性编码的范畴提炼，经删除重复与冗余编码，获得125个标签化编码，整理为16个概念化编码，分别是技术中介认知、生命经验映射、价值判断与道德过滤、代际认知协商等。第二步是主轴性编码，聚类关联编码，提炼出5个副范畴，分别是解码逻辑与认知框架、认知生成的动力、技术环境塑造的认知边界、流行语中的社会镜像、家国认同的塑造与表达。第三步是选择性编码，挖掘总结出3个主范畴，分别是流行语作为认知的棱镜、技术与社会互构中的认知场域、社会变迁与家国认知的映射。

四、研究发现：生命历程中的网络流行语书写

70后群体经历了从触网启蒙到深度融入网络社会的演进过程，其网民角色从Web1.0时代的初代冲浪者，转变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参与者与边缘观察者。技术迭代与生命历程的交叉，塑造了该群体对网络流行语“生产—围观—再阐释”的独特实践模式，网络流行语成为技术、个人与社会互动的符号表征。

（一）“生命节点”与“技术节点”的相遇：早期网络流行语的生产

1990年代的网络流行语本质是技术缺陷下的适应性创造。输入法的低效、界面的物理隐喻、资源的稀缺共同构成一套“技术语法”，网民通过解构传统语言规则匹配这套语法，形成具有时代烙印的“数字方言”。

其一，聊天室、BBS论坛激活初代网民自我表达的欲望。1995年中国电信开通公共互联网服务时，70后正值青年，成为初代冲浪者。家庭拨号、校园机房、单位局域网将他们引入BBS论坛、聊天室等虚拟空间，早期网络奠定了流行语短小精悍的特征，也塑造了网民的交流方式。拨号上网的繁琐操作、高额费用，以及组装兼容机的经历，成为70后深刻的技术记忆。对70—75后而言，家庭宽带与PC多是“三十而立”后的“大件消费”；对75后而言，网吧、学校机房是触网启蒙地。互联网带来信息获取方式的革命性转变，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局限，而聊天室、BBS的兴起，赋予普通民众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催生了初代网络流行语。

其二，以技术为中介的认知构成早期网络流行语的解码框架。键盘作为核心人机交互媒介，不仅深刻影响了网民的线上表达方式，更孕育出极具时代特征的网络语言文化。70后作为首批大规模接受汉语拼音教育的群体，适配拼音输入法，但早期输入法的重码率问题，催生了谐音型流行语，如“886”“3Q”“MM”等，成为约定俗成的沟通规范。同时，键盘符号的视觉表现力催生了独特表达，如“大虾”“Orz”等；BBS的网页形态则直接催生了“盖楼”“爬楼”“潜水”“斑竹”等流行语，映射出虚拟空间的互动规则。BBS的自组织架构强化了用户归属感，其专属术语塑造了独特社区文化，成为Web2.0协作模式的雏形，而“顶帖”等行为则构建了自下而上的话语权秩序，这种表达基因一直延续至今。

（二）生命历程与技术变革的十字路口：流行语中的社会镜像

2005年前后的网络流行语，是70后群体在生命历程的十字路口与技术革新的交汇点共同作用的产物。他们以“中间代”的独特姿态，既推动流行语从功能型向社交型、事件型演变，使流行语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社会现象，也代表着公共议题与权利意识启蒙。

其一是平台架构新的社交生态。2005年后，互联网基础设施普及，人人网、开心网等社交平台崛起，70后将现实同学关系迁移至线上，开启互联网技术社交化的初体验。“偷菜”“抢车位”等社交游戏风靡一时，衍生出“今天你偷菜了吗？”等流行语。“偷菜”从游戏行为升级为社交仪式，成为中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写照,互联网社交从功能型向娱乐化转型，让普通网民的日常互动变得生动有趣。

其二是公共议题的崛起和权利意识启蒙。新浪微博以开放式广场形态，冲破传统社交的封闭边界，140字的单条字符限制培养出碎片化表达习惯。70后虽怀念博客时代的深度阅读，却也认可微博赋予的表达权，其开放性和即时性彻底重构了中国网民的公共参与方式，催生了大量事件型流行语。70后以“中间代”的克制姿态参与舆论，如“我爸是李刚”事件中的讨论、“蒜你狠”“姜你军”等对物价的调侃、“且行且珍惜”背后对女性独立议题的探讨，均体现了他们对公共议题的关注。随着人生阅历提升，70后逐渐减少社交媒体公开表达，这并非源于数字鸿沟，而是对“数字身份”的自觉管理，反映出他们在数字时代的集体境遇。

（三）Web3.0时代的“夹心层”：流行语在代际碰撞中的协商、改造与沉淀

如今，70后承担着“上有老下有小”的代际压力，成为社会“夹心层”，其网民身份从深度用户转变为边缘观望者，但仍与网络流行语保持隐性关联，在代际碰撞中对流行语进行再诠释。

其一，对流行语的转译反应了代际认知协商。70后多被动接触新兴流行语，而子代成为他们连接数字世界的桥梁。面对“yyds”“退！退！退！”等流行语，他们会结合自身成长记忆与价值认同进行再诠释，如将“锦鲤”与传统祈福文化关联，将“奥利给”解读为“给力、加油”。从这个维度上来说，70后正在成为连接传统价值观与数字文化的转译者。

其二，作为“记忆纽带”的流行语映射了生命经验。70后见证了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网络流行语成为他们理解青年一代的窗口。他们既能包容代际差异，也能从“内卷”“躺平”等流行语中感知年轻人的压力。随着数字媒介渗透，流行语已融入日常生活，从原本高度圈层化的亚文化“黑话”变成社会语言生态中的常驻元素，承载着个体记忆与集体叙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群体的文化纽带。

五、总结与讨论：协作式共同书写

本研究以生命历程范式为指引，聚焦70后群体，描绘了网络流行语30余年的变迁历程，提出网络流行语的“协作式共同书写”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网络流行语已突破虚拟空间的藩篱，深度渗透至现实社会的人际互动场域，呈现出与常规语言、书面表达及大众话语体系共生的态势。本研究将网络流行语界定为在互联网场域成型、传播，短期内成为焦点并逐渐融入日常交流的新生语汇，其既是网民创造力的体现，也是技术、社会情绪与文化变迁共同作用的产物，成为解码时代精神的记忆载体。

其二，本研究以生命历程范式为切入口，梳理网民代际互动对网络流行文化研究的范式价值。既往研究将流行语视为青年群体的文化独白，忽视了70后在早期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奠基作用及其对流行语的创造性转译。网络流行语的“共同书写”是一场互联网世代的生命叙事接力，承载着个人记忆、代际经验与集体编码。

其三，本研究试图为解释网络流行语与互联网技术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解释性框架。一方面，技术、平台、社会事件等多方博弈催生了各具时代特色的流行语；另一方面，流行语作为文化界面，重构技术与社会变迁的临界点，编织个体与集体叙事，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发挥作用。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3期，原标题为《协作式共同书写：基于70后生命历程的中国网络流行语研究》，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RuBO8krEcAhlkTC_pFXsA。）

【作者简介】

李欣，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刘汀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