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博士研究生张文杰，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1期发文，从2025年的传播学研究中提炼出五大前沿主题，即技术观、内容观、伦理观、世界观、方法观，并分别予以述评。学者们围绕技术与人性的深度互构，从关系而非工具的视角理解技术或媒介，从认知而非效果的角度分析媒介内容，从维护与关怀的视角挖掘基础设施与社会共同体中不可见的维护劳动，深入探讨了人机关系的协同创造、算法环境下认知形成与信任重建的复杂机制以及媒介化照护中的维护劳动与关怀伦理。研究视野主动投向世界体系，致力于解构知识生产的中心主义并探寻去殖民化的学术路径。在方法论层面，学界则集中反思了大数据时代和后人类情境对研究伦理与范式带来的根本性挑战，展现出强烈的反身性自觉。本年度的传播学研究，在技术加速的洪流中执着于人文价值的再确认，在全球结构的张力里追寻多元知识的共生，在微观情境的剖析与宏观伦理的思辨之间，共同指向一个更具关怀、更加公正的传播未来。

2025年的中外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向回看”与“向前探”并行的双重姿态。所谓“向回看”，是重返那些被高速技术迭代所遮蔽的经典母题——情感、身体、情境与权力，以期在变动不居中重新认识“人”及“非人”的关系。而“向前探”，则是在后人类的时代语境中反思研究方法论，并直面伦理困境，思考当传播的主体与边界变得模糊之后，我们为何研究、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

一、从工具到关系的技术观：社会技术想象与人机意义共创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发展，使得传播学需要重新审视一个旧问题：技术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过去以工具论或决定论为主导的技术观显然难以解释当下的复杂局面。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无法被单向度的模型来解释，而更像是一种持续协商的过程：技术通过编码被创造，又通过想象被期待，通过实践被体验，也通过情感、制度与文化被书写。正是在多重力量的交汇处，本年度关于新媒介技术的研究逐渐凝聚出一个共同的理论关怀：在技术始终“在场”的时代，人如何认识技术、理解自身，并在二者的互构中寻找立足之地。这一关怀贯穿三个层面：技术的社会想象、算法的意义生产，以及人机共生中的主体再造。它们从不同方向汇聚成一条主线，即技术的意义不是被设计者给定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生成。研究者在不同议题中对这一现象的默契捕捉，共同推动了“关系”视角的形成，使传播学得以摆脱关于技术的简单描述，转向对“技术-社会”互构机制的整体性考察。

（一）技术的社会想象：从技术价值到集体愿景的形成

2024年关于“想象”的讨论延续至2025年，并涌现出更多角度的思考。无论是国家间技术战略的竞争、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文化生产的影响，还是用户对算法等技术机制的深入体认，都显示出技术并非以纯粹中立的方式进入社会，而是始终裹挟着愿景、期待与隐忧。近年来，无论在传播学或STS领域，“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imaginaries）已成为理解技术社会性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中文学界频繁回溯并辨析的核心概念。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研究并不是孤立地谈“想象”，而是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技术之所以重要，不一定源于其功能的强大，而在于它承载了怎样的未来愿景、制度安排与文化期待。也正因如此，“想象”成为理解技术意义的起点。

（二）算法的意义生产：从内容分发到文化秩序的塑造

如果说技术想象让我们看到技术如何在愿景中被赋予意义，那么算法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技术如何反过来介入意义结构本身。2025年围绕算法的多项研究显示，算法不再只是内容的分发通道，而正在成为意义的共同生产者——一种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与文化秩序的行动力量。

这些研究讲述的故事不同，但内在逻辑相似：算法正在从信息分发机制转变为意义生成机制。在草根创作者处，算法以民间叙事的方式进入文化；在极端社群处，算法以结构性偏向强化情绪与身份。然而，当前的研究仍停留在关于不同群体的个案研究，需在时间和社会尺度上进一步提升理论深度。

（三）人机的主体再造：从身份认同到情感结构的转变

当技术携带社会想象进入生活，并在日常意义实践中不断获得行动能力时，关于主体性的问题便随之浮出水面：在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的时代，人类应如何理解“我是谁”“我在与谁互动”“我的情感与认知来自何处”？2025年的相关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它们并非在重复“人机会话”的陈词滥调，而是在探讨技术如何参与主体性构成。

人类的主体性正在人机互动中被重新书写，但并非走向消失，而是在弱化、延展与重构之间呈现多重面向。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既作为行动者介入日常，也作为结构力量重塑生活，与人类共同参与意义、关系与秩序的生成。然而，大多数讨论仍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描绘，对技术介入主体性后该如何在伦理、法律与制度层面回应这一变化尚缺乏充分回应。例如，人机关系应如何界定伦理边界？平台劳动中的“混合主体”如何获得权利保障？上述问题构成了未来媒介研究领域必须面对的核心挑战。

二、从效果到认知的内容观：信息传播秩序与媒介信任机制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俄乌战争仍未停火，中东多点冲突不断升级，欧洲宗教族群紧张加剧，跨国极端主义通过数字平台拓展其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本年度的传播学研究重新审视传播秩序，不再局限于对传播效果的测量，更着重于挖掘传播秩序变化背后的信息认知机制，追问：信息为何被相信？权威为何失灵？认知为何被操纵？基于此，本节从“信息-信源-认知”三个层面，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综述。

（一）平台用户：虚假信息与仇恨情绪

虚假信息是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议题，在战争与社会冲突持续扩散的时代背景下，传播学不再停留于批判虚假信息的危害，而是进一步探讨虚假信息的传播机制或动力。这些研究共同指出，虚假信息之所以会盛行，是因为它能够精准激活并利用人类的认知偏误与情感结构，在个体与集体层面催生仇恨情绪，从而瓦解以“真实性”为基础的传播秩序。

在地缘冲突、种族差异持续紧绷的全球背景下，虚假信息激发敌意，敌意推动选择性接触，进一步强化虚假信息的传播与可信度。故而，在全球信息传播网络中，虚假信息不再仅是错误内容，而成为渲染对抗叙事、推动群体极化的情绪燃料，这也使得“情绪传播”成为本年度传播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

（二）机构失灵：媒体权威弱化与公共知识体系失序

在信息空间充斥着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另一侧，是新闻机构、科学专家与公知体系的持续弱化。源于大众传播脉络对信息权威的关注，关于媒介信任的讨论将矛头指向人类认知、传播制度与媒介生态的复杂交互作用。

整体来看，这些研究都将信息权威的弱化视为一种结构性现象，认为传统媒体难以在平台化传播环境中维持其验证机制，而新兴的信源或权威又尚不足以构成稳定的公共知识体系，由此造成了信任失序状况。然而，尽管相关研究在机制分析上日趋精细，但其整体上仍然困于线性的媒介史观，将信任危机简单归因于“新媒介”的演化；囿于对总体趋势的印证，未能超越现象描述，从而在破解信任危机的现实路径探索上陷入了范式困境。

（三）互动关系：知识伦理与认知操纵

当信息环境被平台逻辑全面渗透，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便成为权力博弈、情绪动员与伦理冲突的核心场域。2025年的研究普遍显示，虚假信息泛滥、情绪极化与媒体失信这些现象相互关联，一方面受到用户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平台的算法设计和外部的权力干预。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通过挖掘平台算法、社会互动、危机情境和心理需求的互动机制，将信息传播的研究重点从“何为真”转向了“人们为何以及如何需要他们所相信的‘真相’”，从指责“个体的非理性”转向理解“个体心理与信息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其局限性在于，大部分研究虽然收集了海量跨国、跨时段的数据，但是难以在严谨的因果推断与真实世界复杂性之间实现完美平衡。实验室操作无法完全复现现实威胁的强度与语境，而田野观察又难以剥离混杂因素；同时，不同研究关键概念的操作化定义不一，使得研究发现难以整合成统一的理论模型。最终，我们看到了问题的生动面貌，却尚未找到普适的解决方案，这正指明了未来研究需要突破的方向。

三、从维护到关怀的伦理观：媒介维护与伦理转向

在数字基础设施的生态代价与社会成本日益凸显的当下，传播学研究正经历一场以“维护-关怀”为核心的议题转向：媒介系统不再被视为自动运转、自我更新的技术奇迹，而被重新理解为持续“被维系”的社会-技术装置。从这一视角出发，维护与修复不只是技术史与STS中的工具性概念，而是进入传播学内部的一种理论入口。它们把平台权力、隐形劳动、健康照护与全球不平等串联起来，使“系统如何被维持”“谁在为维持付出代价”成为本年度研究的共同问题意识。本节即以此为线索，从劳动的维护、生命的维护、伦理的维护三个层面展开，概述维系劳动如何支撑数字基础设施的日常运转、疾病与照护场景中的媒介使用，最终，将关怀上升为批判全球权力结构的伦理立场。

（一）劳动的维护：数字基础设施的日常修补

如果说维护与修复是理解数字基础设施的入口，那么“谁在日常修补系统”便成为绕不开的问题。本年度涌现出一批研究，将视野从平台公司与宏观治理移向那些支撑系统运转、却往往被遮蔽的维系劳动者，勾勒出一幅跨平台、跨国家、跨情境的“维护劳动地图”。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围绕一个共同的理论关怀展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持久性除了与技术设计环节有关，更得益于不同群体在不同空间、场景不断投入劳动以维系整个系统的运行。一旦这种劳动被压缩、忽视或无法持续，系统的裂缝便会以停电、断网等数字中断的形式集中显现。研究的突破在于将“传播”与“修复”勾连起来，突出了维系劳动的情感性与政治性；同时也暴露出一个空白：从这些分散的修复实践出发，如何构想可被制度化支持、可持续运行的系统性设计方案，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生命的维护：疾病与照护的媒介化

在数字化社会中，人的身体正在经历深度媒介化，人的“照护”与系统的“修复”在很多具体情境中已难以截然分开：照护者一方面要维持生命体征、情绪状态与家庭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在持续修补医疗体系、信息系统与日常沟通渠道中的种种断裂。本年度关于生命维系的研究，在这一交叉地带展开。

这一部分的研究除了揭示照护实践的媒介化，更重要的是从多个维度指出，生命的维系本身就是一套由人、技术与制度交织而成的修复机制。但是，大多研究仍基于已经形成的支持性社群或稳定的家庭单位，对于那些因数字鸿沟、社会排斥而无法接入这些“修复性基础设施”的人群，其照护缺口如何被识别与填补，仍缺乏系统性的讨论。

（三）伦理的维护：关怀政治的性别与全球视角

当基础设施的维护与人类生命的照护成为讨论焦点，研究问题便上升至伦理与政治层面：谁的劳动被看见，谁的生命被重视，谁的脆弱性被制度性忽视？本年度相关研究汲取了女性主义、残障研究等理论资源，将关怀伦理与全球权力结构分析结合起来，尝试将“修复”定义为对抗不平等的伦理实践。

本节所呈现的，是一条在传播学内部逐渐清晰的“从维护到关怀”的理论路径。对“维护”的讨论从争取基层劳动可见性，到呈现媒介化照护中“关系维护”的“赋能”与“增负”的双重影响，再到倡导以一种关怀伦理来面对全球不平等。学者们共同重新审视数字社会的物质基础与伦理责任，呼应了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与残疾研究跨学科对话。正如高根（GerardGoggin）等人曾指出的，残疾研究具有“在国际化、去殖民化和全球南方运动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传播”的潜力，对疾病照护的思考，也传达了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批判意识。然而，除了进行批判，如何将关怀伦理转换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仍是未来研究需要突破的关键课题。

四、从中心到边缘的世界观：世界主义与去殖民化视角

2025年的传播学研究，在关系与伦理转向之外，呈现出鲜明的“知识版图去西方化”取向。本节选取以全球南方为田野、提倡去殖民以及呼应“中心-边缘”问题的相关研究，并非简单增加“非西方样本”，而是将其作为检验和重写主流传播理论的辩论场。这些研究整体上沿着三条脉络展开：其一，从健康传播、发展传播到公共传播的学科分支，都在尝试从南方经验中生成新的概念和叙事框架；其二，从数字平台与劳工研究出发，揭示平台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嵌入；其三，围绕群体认同与身份政治，呈现边缘群体如何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可见性争夺。

（一）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重构理论话语

在知识生产层面，相关研究普遍质疑理论“由北方生成，在南方验证”的隐性知识生产体系，强调必须从被压抑的经验出发反向审视主流的研究范式。

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趋势早已出现在传播学界，但是2025年相关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在现有理论框架中“补充南方个案”，而是通过“文化中心主义”“死亡资本主义”“参与式冲突”“正义寻求型传播”等概念阐释工作，主动将全球南方经验从问题缘起转化为理论建构，重新审视健康传播、发展传播、公共传播等领域的既有理论。不过，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去殖民化的理论尝试多停留在具体研究方向的具体重构上，对不同理论资源之间如何对话、如何与现有的批判传统构成更成体系的理论脉络，仍有待进一步推进。

（二）平台政治的南方视角：在世界体系中理解平台资本主义

这些平台研究共同证明了平台化进程的技术非中性属性，点出平台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层面管理劳动、化解政治压力的制度性安排。一方面，它们共同拒绝将平台视为单一的技术物，而是强调平台权力在跨国流动中的层级性嵌入与地方化协商；另一方面，它们通过对印度、中国等具体场景的厚描，展示平台资本主义在不同制度与文化结构中被不断拆解与重组的过程。与此同时，这一批研究也面临相似问题：南方个案往往被呈现为对主流平台理论的修正与补充，如何进一步将世界体系视野、南方劳工经验与平台政治经济学整合为更系统的理论叙述，仍是未来需要正面回应的议题。

（三）身份建构的边缘抵抗：可见性、声音与归属

在身份政治与数字行动主义层面，本年度的研究集中呈现出“可见性政治”的双重面向：一方面，边缘主体通过平台实践争取话语权与建设情感共同体；另一方面，这种争取又不断遭遇平台算法、国家规训与市场逻辑的再边缘化。

本部分所梳理的2025年研究，从知识生产、平台治理到身份政治，均表现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积极努力：一方面，通过在南方田野中生成概念，反向检验健康传播、发展传播与公共领域理论的普遍性前提；另一方面，在平台与劳工研究中引入世界体系视角，揭示平台资本主义在全球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嵌入；同时，在身份与表征层面则通过对污名、肤色劳动、混血幽默的细致分析，展现边缘主体的日常抵抗与制度争取，提倡不同群体联合起来的“交叉性”解决方案。然而，即便如此，全球传播学的知识版图仍深为西方机构、理论传统与语言优势所塑造，“中心-边缘”结构在学术交流、理论流动与议程设置层面并未根本松动。对此，需要凝聚出“世界主义想象”的理论视野，提示去殖民化不应被简化为“以新的二元对立替代旧有等级”，而应在跨地域、多传统与多语境的互动中，通过翻译、对话与互惠，共同重构更为开放的学术共同体。未来相关研究若要进一步推进“知识版图去西方化”，不仅需要在具体田野中持续发掘南方经验的理论潜力，也需在元层面反思：如何在引用与批判之间处理与既有理论传统的关系，如何在强调差异的同时避免设立新的边界，从而真正从被研究的南方迈向生成理论的南方，推动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多元化与去中心化。

五、从数据到伦理的方法观：后人类时代方法论的再定位

2025年的传播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呈现出深刻的自我反思与范式革新。传播研究方法论之所以值得单立一节，不仅因为人工智能、数字平台与算法机制正在全面重塑数据生成方式，更因为这些技术力量正在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研究者-数据-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边界。当传统经验主义的稳定对象被技术搅动得愈发流动、杂糅，研究方法的再定位便成为共同的时代任务。回望本年度研究前沿可以发现：无论是重新回到具身情境的质性方法、对研究者位置性的风险反思，还是对知识政治与伦理方向的再建构，这些看似分散的努力，其实共同回应了一个问题：当传播实践本身进入后人类语境，我们应如何在方法论上重建对复杂世界的把握能力？本节从三个方向展开：一是质性方法的复兴及其重返情境的理论诉求；二是研究者位置性与风险意识的重新辨认；三是去中心化伦理下知识政治的转向。三个方向互为支点，构成本年度传播方法论共同的理论关怀。

（一）定性方法的复兴：从“重返情境”到“生成关系”

质性方法在2025年的讨论中重新获得强烈的理论张力，这并非源于其技术层面的更新，而是因为它最能够回应技术介入后的情境断裂。当后人类语境让主体、场景与行动变得异质化，研究者愈发意识到：唯有回到关系与场域本身，才能重新捕捉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

诸多讨论显示，质性方法的复兴并非技术层面的方法回潮，而是一种理论层面的回归实践。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判断：在技术渗透导致情境碎片化的时代，理解传播的关键不在于更多数据，而在于理解关系如何被技术重新组织。

（二）研究者的位置与风险反思：从“中立研究者”到“具身行动者”

如果说前文强调的是“如何看”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则是“谁在看”——研究者的位置与风险意识成为2025年方法论讨论的另一个核心主题。

2025年的诸多研究呈现出一种方法论共识：在后人类时代，研究者不再是透明中立的“观察工具”，而是一个在权力结构中具身存在的行动者。研究方法的反身性因此被重新强调，成为方法论“再定位”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去中心化的研究伦理：从“为对象发声”到“与对象共建”

若说质性方法的复兴使研究重新理解“关系”，研究者自身的风险忧虑强调“位置”，那么去中心化的伦理的讨论则直指传播研究的目的，即从“发声”到“共建”的实践意义。

从前文可见，反殖民、去中心的视角频现于今年的传播学研究中，推进传播学研究的伦理观反思——研究者如何处理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首先，随着传播学在研究中引入数字技术，收集数据的过程正发生变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也成为分析数据的一部分。Lane与Rivera的“数字质性流动性”（digitalqualitativefluidity）概念从数字媒介情境出发，强调在Zoom等线上空间中，访谈与民族志的界限正在模糊，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构建意义的互动过程比数据本身更为重要，要在对话中不断解释、协商与再建构收集的数据。同时，含有隐私信息的数据成为重要的实证材料，如何审慎对待研究对象的隐私，被不少研究强调。这些研究共同提出：在后人类时代，当算法、平台和数据都具有塑造社会的力量时，传播学必须审慎对待新兴的研究工具。

此外，前文引述的诸多研究采取了“文化中心”的研究方法论，提倡从“交叉性”的视角看待研究对象的异质性，可见在面临社会内部的差异、冲突与碰撞时，去殖民化、去中心化的伦理观正在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共识。除了去倾听不同类型的声音，助力处在中心之外的边缘群体发声，研究者们还有意识地反思，能否采取一种与研究对象共建的方式，来增进研究对象的行动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方法论趋向。第一，从技术到关系：技术并未让方法更客观，反而使研究重新回到具身、时间与社会关系的生成过程。第二，从中立到位置：研究者被重新理解为在权力结构中移动的行动者，而非透明工具。第三，从伦理到政治：去中心化伦理要求方法成为知识正义的实践，而不仅是程序规范。之所以着重讨论这些研究的方法论倾向，不是因为它们使用了类似的技术，而是因为它们共同直面后人类时代传播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当数据、主体与情境都已不可避免地被技术重构，我们应如何重新安放研究方法的伦理基础？这正是本年度传播学方法论的真正突破，也是其未竟的命题。

2025年的研究轨迹启示我们，传播学的未来活力，或许正在于它能否将上述张力转化为创新的动力。它要求我们不仅将“传播”作为研究对象，更将其作为一种致力于建设性对话的伦理实践本身。在一个人文与技术深度互嵌的时代，重思传播，正是在重思如何缔造一个更具韧性、更为公正、且更富情感温度的命运共同体。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1期，原文约25000字，标题为《在不确定中关怀与共生：2025年中外传播学研究前沿述评》，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s1-SdMmGmmiTFZo44qnpQ。）

【作者简介】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张文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