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关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在学术对话之初，厘清“主流”的本质至关重要。具体而言：（1）“主流”的常用义源自水文学的“干流”，具有主导性、汇集性等特征，且须满足流程长、河道稳定的形态要求。（2）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主流”关联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主流观点，媒体无法独自主流，须担当新闻使命，并包容社会的多元性。（3）身居主流有天然的优势，也有先验的不足，须夕惕若厉，肯于精进。上述判断对理解“媒体”同样适用。

#观点精粹

1、媒体无法独自“主流”。

2、一个媒体要被视为主流媒体，它得代表媒体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也要对全流域的媒体具有影响力和汇集性。

3、“新型主流媒体”要想成为“社会操作系统”，意味着要以媒体功能来对话全社会、服务全社会，也参与治理全社会。

4、传媒业面临的发展环境变化之迅疾，结构性矛盾之深刻，技术转型需求之迫切，确实已经到了主流媒体需要重塑“主流”观念、刷新“媒体”认知的时候了。

#关键词

主流；主流媒体；水文学；文化意识形态；传媒变革

#引用格式

①杜骏飞.论主流，2026(01):5-8.

②杜骏飞.(2026).论主流.传媒观察(01),5-8.

论文节选

关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个主题当然既深且宏，我能贡献的意见不多，姑且从“主流媒体”的界定说起。

“主流媒体”是一个年轻的概念，我查了一下资料，它的概念史大概可以上溯到2001年。那一年，复旦大学的周胜林教授提出主流媒体需具备“发行量、收视率、影响力”三要素，看得出来，周胜林的界定突出了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也强调了规模与权威性。

2004年，新华社的“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提出判断主流媒体的七条标准，涉及喉舌功能、主流价值观、权威性和公信力、记录社会、受众广泛、发行量或收视率、被国内外广泛转引，如是等等。课题组也明确列举了中国的主流媒体类型，主要是中央媒体，各省党报、电台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大中城市党报、电视台，以及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等等。

这一标准后来还有其他两个版本，分别列举了四条和六条标准，但总体的导向都在功能定位、价值导向、影响力三方面。此说比之于周胜林的定义更为全面，认可面更集中，要求也更高了。当然，被列举到的主流媒体也可以拿这些指标逐条对照，看自己是否能真正达标。

2014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在新媒体发展已成燎原之势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深改组首次提出“新型主流媒体”概念，要求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形成“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的媒体形态。到了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突出全媒体传播与评价体系创新，这对凡有“主流媒体”自我认同的各大媒体来说，都是一个大考。这种考验，不仅体现在生产机制、传播机制、运营场景、评价体系这类操作层面，也体现在社会认知和身份认同上。实际上，后者更能决定一个媒体能否真正做到“系统性的”变革。

最近几个月，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主题，各大传媒开了许多讨论会，高校新闻学院也写了不少讨论文章。我想，在专业对话、学术对话之初，厘清“主流”的本质还是很重要的。

一、水文学意义上的“主流”

以语用来说，在国际讨论中，有诸多不同的“主流”含义，有的强调普遍接受性的主流（mainstream），例如“主流文化”（mainstreamculture）；有的侧重主导地位的主要趋势（dominantcurrent），例如“科技主流”（dominantcurrentintechnology）；有的描述广泛态势（prevailingtrend），例如“经济主流方向”（prevailingeconomictrend）。所以，当一家媒体标记为“主流”时，不妨先向受众明确一下，自己是哪种含义上的主流。

平常，我们讨论主流媒体时，最常用的所指还是mainstream意义上的主流，这个概念来自水文学的“干流”一词。干流是指“水系中最主要的河流”，词典上说，干流具有“主导性”的核心特征，它要直接注入海洋、湖泊或其他大型水体，例如长江注入东海，黄河注入渤海，于是长江黄河便是主流。概言之，主流是流域内所有支流的最终汇集通道，承担全流域径流的输送功能。以新闻传播的场域来对应，什么样的媒体是所有传媒的最终汇集通道？什么样的媒体将全流域信息输送至全社会的公众之中呢？

我想起23年前我在《弥漫的传播》中对“泛媒体”的界定：互联网是所有媒体的媒体。进一步地，我将“泛媒体”主导下的传播称之为“泛传播”，即：互联网是“跨媒介、跨资源、跨应用的泛媒介”，并且，人类所面临的新媒介将是无所不包的、像空气一样充分弥漫的超级媒介，在“更广意义上是无网不容的泛网络”。这种对互联网传播的理论说明，在当时是有些超前了，不过，它被证明是事实。

的确，要符合水文学的“干流”界定，大概只能是互联网媒体了。这应该也是中央深改组提出“新型主流媒体”概念、要求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根本动因。

当然，互联网媒体非常广泛，今天，不止于主流网媒，社交媒体、智能搜索、即时通讯、AI对话与AIGC也承担了诸多信息汇集功能，新型主流媒体要努力在和它们的竞争中胜出，才会成为注入终端受众的汇集通道。如果不能胜出，那就要做好心理准备：毕竟，主流也是有兴替的。

水文学上还规定了干流的形态特征：它必须是水系中流程最长的河流段。例如长江干流全长6300余公里，它水量最大，汇集支流及流域内降水、地下水，占水系总径流的90%以上，同时，它还必须河道稳定：河床宽阔平缓，坡度较小，如长江中下游河道宽达数公里。

按照这一理解，达到干流形态特征的媒体就不算多了，有些媒体流量覆盖面广，有些媒体的优点只是河道稳定，水波不兴。无论如何，主流媒体总要同时达到既广且深的双重标准，才是理想的“主流媒体”。

要言之，“主流”不是不言自明的。既然“主流”被作为一个公认的隐喻，用来标签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体，那就值得我们回溯其概念的真义，略如以上所言。一个媒体要被视为主流媒体，它得代表媒体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也要对全流域的媒体具有影响力和汇集性——而不是被其他媒体所影响、所汇集。

二、文化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流”

在文化意识形态意义上，“主流”有不少关联词。例如社会学所说的“主流社会”（mainstreamsociety），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与价值观体系，通常由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及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其典型特征包括：（1）橄榄型社会结构，指中产阶级占主体，贫富差距相对可控；（2）政治经济主导性，指社会化制度、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等基本框架；（3）文化同质性，指共享核心价值，并通过教育、媒体等渠道强化共识，等等。

又如主流文化（mainstreamculture），指社会中广泛传播并被多数人接受的文化形态，包括语言、艺术、消费习惯等。其核心要素一般包括：（1）价值观内核；（2）典范的消费符号；（3）制度性表达等。类似地，还有主流观点（mainstreamview），指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思想。

显然，媒体无法独自主流。就以上关联分析来看，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意涵，对主流媒体品质、内涵有着深刻要求，它要求主流媒体能致力于建设主流社会，接纳主流文化，提供主流观点。而是否达到这些要求，又不是由媒体安然自封的，更不由一纸文书确定，它需要在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中接受检验。

考虑到前述“汇集性”的要求，主流媒体要担当主流、汇集支流，扩大对地域、人群和内容的覆盖面。这也就是“媒体无法独自主流”的真义：它必须既担当新闻的主流，又担当文化社会的主流，还要海纳百川、对支流兼收并蓄。

这就要说到支流（tributary）的概念了。何为支流？字面上，它是指河流分支，也用来比喻非本质、暂时性的趋势，如亚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便是支流。主流媒体如何汇集支流媒体，包容支流文化，以体现其全流域径流的输送功能，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课题。

“主流”的对义词，还不止于支流，例如边缘（marginal/fringe），另类（alternative），非主流（non-mainstream）等等，要么属于主动的差异化，要么是尚未被广泛接受，这些支流现象的存在，揭示了社会的多元性本质，也展现了媒体多元化的趋势。以我的理解，主流媒体实现“汇集性”的要求，难在平衡好权威性与包容性——既强调主流自身，也注重引导非主流。

胡正荣教授提出，“新型主流媒体应真正成为国家战略服务者、社会治理赋能者、人类文明传播者三位一体的新角色，实现从信息中介到社会操作系统的转变。”成为“社会操作系统”，这当然是主流媒体的理想型，其他社会科学也有类似的愿景。那么，怎样才能成为社会操作系统？在计算机领域，操作系统是管理硬件与软件资源的系统软件，也是用户与硬件之间的接口。社会操作系统之说，作为一个战略管理类比，是要提醒我们：社会变革需兼顾“系统稳定性”与“创新活力”。而主流媒体担当社会操作系统，则意味着它要以媒体功能来对话全社会、服务全社会，也参与治理全社会。这当然并不容易。

仅就对话而言，“对话全社会”已是一份沉甸甸的主流责任。以水文学的要求，只有广开流域，方是主流。例如兼顾舆论场的多元性，统合离散的社会“场域”，便是主流媒体应尽的义务。只有承担了这些义务，我们的“新型主流媒体”才有望成为“社会操作系统”。而要承担这些义务，主流媒体又要面向全社会，做出真正的新闻。

三、“主流”的优势与风险

身居主流有天然的优势，例如：（1）一种媒体被称为主流，往往具有权威性与稳定性，其观念、产品、规范、影响力已经通过了长期验证；（2）一种媒体被称为主流，往往具有资源整合能力，例如可以通过主流技术或主流模式抵达规模效应；（3）一种媒体被称为主流，往往具有主流价值观，例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认同与和谐。这些，都是主流媒体的优势能力。

但身居主流也有先验的不足，例如：（1）主流会自带同质化风险，一旦媒体内容形式上趋向于同质化，就会给社会公众以千人一面、照本宣科的印象，导致主流形象逐步弱化；（2）身居主流，往往会无视多样性，例如小众文化在主流媒体的框架中往往是缺失的，一旦这些小众文化聚沙成塔，及至蔚为壮观，主流媒体便会失掉对它们的号召力；（3）身居主流，往往也会在技术方向上滞后，盖因其地位长期稳固，看重试错成本，才会难于积极接纳创新。

直截了当地说，许多主流媒体的困境，正源自地位的优越。地位的优越导致路径依赖，地位的优越导致看不清大势所趋，这是主流媒体需要时刻警醒的。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担当主流者亦当直面危机。在社会学领域，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强调文化再生产的稳定性，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关注全球经济体系的动态重组，他们都揭示了主流文化既巩固权力又面临变革压力的双面性。显然，主流媒体自亦如此，无论压力是来自技术、文化还是社会人群，都需要担当主流者夕惕若厉，肯于精进。

我觉得上述关于“主流”的判断放在“媒体”身上，或许也是适用的，诸如：（1）“主流”不是不言自明的，“媒体”也并非因名而定；（2）“主流”无法独自主流化，它需要与主流社会、主流经济、主流文化共舞，同样，“媒体”也无法独自媒体，它需要成为社会总体的“接口”；（3）如果说广开流域方是“主流”，那么，“媒体”也当兼收并蓄才是媒体；（4）“主流”固然要致力于统合离散的社会场域，而在当下，新媒体世界实际上就是社会场域；（5）“主流”是有兴替的，“媒体”也必随时代而不断更新定义。

以上这些讨论，大致是要说明：传媒业面临的发展环境变化之迅疾，结构性矛盾之深刻，技术转型需求之迫切，确实已经到了主流媒体需要重塑“主流”观念、刷新“媒体”认知的时候了。

传媒永无止境，变革未有穷期。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无妨先从自我省察开始。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1期“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专栏，注释从略。本文系作者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闻学创新研讨会”(浙江大学，2025年6月30日)上的演讲稿，经作者同意，由本刊编订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