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国际格局，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融入世界的契机。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君尧、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晓荣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12期撰文，分析了《新华日报》如何凭借自身外宣优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外交的关键载体。《新华日报》紧密围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军事、政治、治理三方面设定“反法西斯大团结”、中国“团结抗战”与“民主建国”、“一个进步实验区”的传播主题，实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连结和理解，成功塑造了“中国的奇妙之城”的外交叙事体系，使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参与者”、中国团结与民主“维护者”、新中国“构造者”的认知深入人心。

1944年10月6日，《纽约时报》记者阿特金森基于自己的延安见闻，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心城市誉为“中国的奇妙之城”。这一评价，不仅是阿特金森个人对延安的直观印象，更是中国共产党精心塑造的外交叙事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中的体现。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自创刊伊始便承担着联系中外的使命。《新华日报》把国际传播活动置于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外交的背景下，在阐释传播过程、主题、策略中揭示微观传播实践在抗战外交中的运作规律和叙事体系内涵，并用认知传播学理论还原其中的认知塑造机制，创造性地塑造了“中国的奇妙之城”外交叙事体系。

一、破局：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外交的环境与载体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激发了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信息需求，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寻求在国际格局大变动下突破孤立、走向世界的路径，二者相互作用构成开展抗战外交的基本环境。《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宣传领域的“一个方面军”，成为塑造“中国的奇妙之城”外交叙事体系的关键载体，发挥塑造认知、促进交往的作用。

从外部看，以英美为代表的同盟国，基于反法西斯斗争，迫切需要了解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真实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延安观察热”成为开展抗战外交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从内部看，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互动的需求以及对英美认知的转变，成为其开展抗战外交的内部驱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有与世界互动的需求，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恰好为实现这种需求提供了可能。

虽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外交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意识形态对立、跨文化区隔所形成的认知偏见仍然是影响抗战外交的主要因素。话语作为一种权力是社会现实的表征，通过媒介策略，塑造受众的认知框架。中国共产党要开展抗战外交，离不开话语塑造与叙事构建，而《新华日报》就成为完成这些任务的关键载体。随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联系的加强，《新华日报》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

除了丰富的传播实践支持外，《新华日报》还有其独特的外宣优势。首先，《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格化表征；其次，《新华日报》具有成熟且广泛的出版发行网络；其三，《新华日报》的很多工作人员如总编辑章汉夫、记者龚澎等都拥有丰富的外交经历。上述种种成为《新华日报》服务抗战外交的先天优势。

二、铸城：《新华日报》助力抗战外交的叙事主题

“中国的奇妙之城”不仅是延安这座城市的形象，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它诞生于敌后抗战的烽火，奠基于民主联合的愿景，具象为以延安为核心的抗日根据地治理实践。《新华日报》通过设立“反法西斯大团结”、中国“团结抗战”与“民主建国”、“一个进步实验区”等叙事主题，具体构建起“中国的奇妙之城”的军事基石、政治内涵与治理具象。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早由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这一主张的支持者和践行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就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发表社论，积极呼吁“反法西斯大团结”，主动展现寻求融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姿态。

太平洋战争期间，针对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新华日报》主动设置“团结抗战”与“民主建国”的叙事主题，一面揭露国民党倒行逆施对团结抗战的危害，一面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及联合政府主张对同盟国地缘战略需求的满足，以此纠正政治偏见，助力塑造“中国的奇妙之城”在政治层面的表现。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敏锐把握国际对华需求的变化，结合国内民主改革的舆论呼声，主动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成为《新华日报》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总之，通过表达中国共产党在团结抗战、民主建国方面的政治主张，《新华日报》勾勒“中国的奇妙之城”所蕴含的政治愿景和救国理念，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

相对于军事、政治，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治理更感兴趣。《新华日报》对抗日根据地的介绍，间接促成了1944年中外记者的延安考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外交活动。外国记者在延安的数月间，参观当地的机关、学校、工厂，参与和工人、农民、地主、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交流，全面了解延安的经济与治理情况，“中国的奇妙之城”具象化为充满活力、高效、民主的“一个进步实验区”。

三、共振：《新华日报》推动抗战外交的叙事策略

纵观中国共产党运用《新华日报》开展抗战外交的媒介实践，可以发现，报纸通过战争伦理叙事、地缘议程设置与文明对话互动的三大策略，突破跨文化传播障碍，使“中国的奇妙之城”外交叙事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中产生“共振”，既推动中国共产党与同盟国的连结，也推动同盟国理解党的主张，从而打开宏观抗战外交的新局面。

《新华日报》在围绕“反法西斯大团结”的国际传播中，从团结对敌的责任伦理、互相帮助的权利伦理、坚持斗争的行为伦理三方面展开叙事，以寻求与同盟国最大公约数，推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连结。

首先，《新华日报》聚焦团结对敌的责任伦理，将自身反法西斯大团结的主张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抗敌的道义相结合。其次，《新华日报》聚焦互相帮助的权利伦理，既呈现中外合作的具象化案例，也对国际援助表明态度。最后，《新华日报》聚焦坚持斗争的行为伦理，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全局相关联，着力构建“区域战果-全球战局”的行动伦理叙事体系，凸显敌后抗战的世界意义。

太平洋战争时期，同盟国对中国团结、民主的需求实质上反映着其地缘战略考量。《新华日报》发挥自身议程设置优势，通过将中国共产党有关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对接这种地缘战略需求，推动与世界的连结。《新华日报》采取“编码解码”手段来构建议程设置的内容。一方面瞄准同盟国分担对日作战压力的地缘战略需求，将其解码为“中苏美英命运相连，胜则同胜，败则同败”，“中国各抗日党派在抗战中及战后的团结”的本土化政治话语，让同盟国认知到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方面与他们利益一致。另一方面对接民主价值观，将国民党豫湘桂大溃败解码为“政治专制导致军事溃败”，将自身联合政府主张编码为“联合政府=民主+效能”的内容，响应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战后政权建设的设想与同盟国对华地缘战略需求，实现政治主张的跨语境流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治理的“延安道路”实质上反映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将这种政治文明向世界传递，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外交的重要方式。《新华日报》运用文明对话互动策略，实现围绕抗日根据地治理的跨文化认同，推动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一方面，《新华日报》通过对国民党谣言的驳斥，以及围绕国统区与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对比，反映着国共所代表的两种政治文明的竞争。同盟国作为“旁观者”，在文明对话中初步了解抗日根据地治理的真实情况，并产生了跨文化探索兴趣。另一方面，外国记者前往延安的亲身体验以及《新华日报》对他们考察过程的“转播”，共同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对话互动。在此之中，同盟国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这种以社会建设为方向、以政治文明对话为路径的叙事策略，促成文明对话与具身传播体验，消除了治理层面的偏见，让“中国的奇妙之城”所代表的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展现出来，推动了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激发双方超越意识形态的共鸣。

四、纠偏：《新华日报》抗战外交叙事的认知建构

认知传播学反映着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自我”与作为信息接受客体的“他者”之间对事物的认知关系。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存在军事、政治、治理层面的认知偏见，以“中国的奇妙之城”的外交叙事体系消除偏见、塑造认知是抗战外交的重要目标。《新华日报》的媒介实践发挥着作为“自我”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他者”的同盟国在话语传递中的认知建构作用，总体呈现出从“参与者”“维护者”到“构造者”的建构轨迹，最终将“中国的奇妙之城”深植于同盟国的认知体系之中。

《新华日报》凭借“反法西斯大团结”的叙事主题融入国际舆论场，突破孤立地位造成的传播壁垒，形成层级递进的信息触达路径。报纸对团结对敌责任伦理的表达，本质上反映着中外反法西斯共同利益下的“自我他者观”，纠正中国共产党处于边缘地位的认知偏见。报纸对团结协作的责任伦理的表达，将游击战术转化为具有借鉴意义的军事经验，纠正游击战术是“游而不击”的认知偏见。报纸围绕中国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国际传播，纠正政治层面的认知偏见，建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团结抗战与民主建国“维护者”的认知。最后，《新华日报》围绕“一个先进试验区”的国际传播，在“他者”对“自我”的信息认同中建立双方审美关系，纠正治理层面的认知偏见，建构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构造者”的认知。

总之，上述三重认知关系的层层递进与最终确立，共同完成了对“中国的奇妙之城”的立体叙事。这并非简单的战时信息传播，而是在民族危亡与世界秩序重构的关键时期，主动开展抗战外交、争取国际合法性的战略实践。从战时作用看，《新华日报》的宣传正是通过将“中国的奇妙之城”的外交叙事体系植入国际舆论场，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地区性的造反者的形象，抬高到一个国际公认的作为战争同盟国的一部分的政治机构”，提升其在战时国际格局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比如，《纽约时报》指出八路军是“一支采用游击战术高度统一的正规军”，并用“第一等的战斗力量”“坚定多才”“宝贵盟友”等词汇来形容这支武装；爱泼斯坦表达了“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态度；派西福拉斯更是作出“延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的预言。从战后影响看，《新华日报》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与国际形象的宣传，深刻影响了战后国际社会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认知基础和外交资本，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战后走向国际舞台。同时，《新华日报》培养了一大批兼顾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人才，有助于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展。

五、结语

国际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外交叙事、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太平洋战争时期，这种以“中国的奇妙之城”外交叙事体系为轴心，以《新华日报》为关键载体的国际传播，成为用新闻媒介开展外交工作的典型案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话语权即领导权，国家形象即战略资本。面对新的国际舆论环境与话语权争夺，实现中国国际传播的突破创新，不仅需要进行前沿探索，也需要从80年前的实践中汲取经验，以事实为矛，击破谎言封锁；以平台为桥，融入国际舆论场；以精准为要，契合共同价值诉求；以坚韧为基，积极开展舆论斗争，方能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夯实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之基。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2期，原标题为《“中国的奇妙之城”：〈新华日报〉国际传播与抗战外交叙事体系的构建》。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I_xPisv4FVyVM6mhJA2_A。

作者简介：

张君尧，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晓荣，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