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智技术深度重构新闻业的当下，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始终是支撑学科前行的中坚力量、稳固根基与内在底气。当传播格局在技术逻辑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内外双重压力下面临深刻变革，回溯历史更能为当下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创新提供清醒的认知与正确的方向。越是在变革的时代，越要透过历史寻找变革中重大问题的解决智慧和发展线索，新闻史研究的价值，正在于以历史的纵深回应时代的命题，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激活学科的生命力。

当下的新闻史研究，早已突破传统报刊史的范畴，形成了涵盖报刊史、媒介史、传播思想史等领域的广义研究体系。报刊史作为基础领域，凭借确定的研究对象与成熟的研究范式——从革命范式、编年范式到现代化范式、文化史范式、实践史范式——为整个领域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支撑，但也面临着如何突破既有框架、融入新视角的挑战。而媒介史的拓展则让研究边界不断延伸，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带来了技术、基础设施、组织、制度等问题域的拓展；传播思想史的兴起，则让研究从“器物”层面深入“精神”层面，探寻新闻传播背后的价值理念与思想传承。

新闻史研究带给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底气，不仅在于它是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更在于历史也是一种方法和视角，可以贯穿于任何研究问题中。当下研究的重大核心命题，可以激活历史素材中隐而未现的“成分”或“要素”，可以提炼出新历史智慧赋能现实发展。如主流媒体如何进行系统性变革，新闻史研究可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正确路径：近代报刊在技术革新与社会动荡中如何构建出自主性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后媒体适应市场经济的探索历程，都揭示了媒体变革的内在逻辑——技术革新的内因、媒介环境的外因如何共同作用于媒体的组织结构、产品形态与传播观念；广义的新闻功能引领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是如何展开各自的叙事，其错位又如何影响变革进程，时人自以为是的所谓“进步”思路和“跃进”式喧嚣，又有多少烟消云散成为尘埃……这些历史的主流或细节，都为当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供了宝贵镜鉴。

历史的素材为我们提供了可触摸的研究对象，历史的方法则教会我们在复杂的因果链条中把握本质。在学科创新发展的今天，新闻史研究让我们学会在喧嚣中保持定力，在创新中坚守根本——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的新闻专业理念、伦理准则，依然是当下新闻实践的价值标杆。拓展问题域、回应现实关切，已成为新闻史研究的必然选择。将当代媒介发展的前沿问题融入历史考察，用历史视角解读当下的传播现象，才能让新闻史研究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新闻学是兼具社会科学属性与人文科学本质的基础性学科，新闻史研究可以更深拓展学科核心命题，不断拓展学科研究的深度。从社会科学视角出发，它关注媒介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剖析新闻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产品、功能与角色；而其潜在且确定的人文属性，更使其深入探寻“人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人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与重构，媒介又如何参与社会阶层的塑造与变迁？无论是对“新闻是什么”的本源追问，还是对新闻真实、新闻自由等核心概念的实践史考察，本质上都是在梳理人类通过媒介认知世界、构建共识的精神历程，这种人文关怀正是新闻史研究最深厚的底蕴。

当新闻学科的研究愈发聚焦于即时性的媒介现象与技术迭代，我们或许更需要深刻挖掘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新闻实践，不仅是学科记忆的载体，更是孕育真问题、深刻问题的源头。所谓“真问题”，从来不是悬浮于理论框架的虚构命题，而是锚定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回应着时代需求、关乎着传播本质的核心议题；“深刻问题”则需要穿透表象，追问新闻实践背后的权力博弈、价值建构与社会联结。而“正确的问题”，必然指向学科的根本使命，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厘清新闻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功能与意义；“大历史观的问题”，更是要求我们跳出单一事件的局限，将具体媒介实践置于宏观的历史进程中，审视其在文明演进、国家建构、国际互动中的长远价值。

（《传媒观察》2025年第12期卷首语。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