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红涛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11期撰文，以瓶中信和信使这两个隐喻让我们得以切入媒介见证的历史脉络和当代实践。遍在的媒介见证和非人见证的崛起，既推动着见证热的出现，也让媒介见证呈现出疲弱之象。在图像泛滥、同情疲劳之外，其间的症结还在于见证人的消失。呼应着近百年前本雅明对“说故事的人”远去的感叹，本文主张将媒介见证视为一种故事讲述，以此跳脱实时见证模式和新闻事件的生命周期，凸显其脆弱和动情，在叙事危机和后真相政治的泥淖中重燃故事讲述/重述的篝火。
一、两个马里乌波尔
“见证”并非高高在上的学术词汇，而是俨然蜕变为公共文化中稀松平常的修辞行为。在生活中，人们早已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视为见证者，透过大小屏幕看见世界。
德国媒介学者西比尔•克莱默尔将见证比作信使，致力于“通过可信度传递感知和知识”，见证人能够通过传递过程让听众感知到事件。
瓶中信和信使这两个隐喻共享着一个共同的元素——“信”，它们也都预设了见证起点（见证人）和终点（听众）之间的距离或缺口，以及见证实践试图跨越山海、弥合缺口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娜塔莎·沃丁的自传体家庭小说《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呈现了女儿对母亲最早的记忆画面。当时四岁的女儿听到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念叨：“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她并没有追问母亲到底“曾见到”什么，母亲也在余生保持了沉默。直到数十年后，女儿试图“在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位年轻女性的足迹”，整本书沿着“找寻”过程徐徐展开，构成了对东方劳工史的后记忆书写。
在姆斯蒂斯拉夫·切尔诺夫的纪录片《马里乌波尔的20天》中，有这样一段画外音——“我的大脑拼命想要忘记这一切，但摄像机不会让它发生。”这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了摄制组被困围城期间的所见所闻，而让切尔诺夫“拼命想要忘记”的，是包括“乱葬岗”在内的惨烈场景。
这两段陈述都与同一座城市有关，勾连起从20世纪绵延至21世纪的创伤过往和惨痛现实。它们都包含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行动，那就是见证。前一段是失败的见证，“瓶中信”一直没有漂上岸，母亲选择独自吞咽创伤，在女儿面前保持沉默；后一段构成了成功的见证，“信使”跨越了距离，但却未必弭平了差异：其中，向观众讲述的“我”宁愿忘记亲眼所见的恐怖景象，无声的“摄像机”则忠实而无情地拍摄、记录，充当了视觉见证的主体。
二、远去的“说故事的人”
本雅明在近百年前做过有关“说故事的人”的讨论。《说故事的人》将故事和信息、故事讲述和大众传播对立起来。在本雅明看来，“说故事的人”已然远去，说故事的艺术也正在消失。究其原因，随着外在世界和道德世界的景象遭逢巨变，“现代人的经验已经贬值”，而且其“跌势似乎深不见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威之下，“从战场归来的将士们个个都变得沉默寡言”，“人们可以相互交流的经验不但没有更丰富，反而还更贫乏”。
遭遇世界大战不是会带来更刻骨铭心的身体、经济和道德经验吗，为什么反倒会导致经验的贬值？这是因为，“经验从来不曾被摧毁得如此彻底”，“天崩地摧的原野之上，是渺小、羸弱的人的身影”。不是说不存在对战争的书写，但“从泛滥成灾的战争书籍中倾泻出来的绝不是可以口口相传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说故事者吸取材料和灵感的源泉。
有人讲故事，就有人听故事；离开了听故事的人，讲故事也就无从谈起。在本雅明看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听众想要记住他们所听到的故事”，“记住”是为了“确保自己可以重述”。从故事讲述者的角度，为了故事的延续，他们首先要“透过自己的讲述”，将自己或他人的经验“转化为听众的经验”。“沉浸于故事节奏里的听众在谛听故事的同时，也在滋长本身说故事的能力”，日后可以向别人转述这则故事。但倘若人们“失去了倾听故事的能力”，“听故事的社群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说故事的艺术日渐消失的过程，并非始于20世纪。本雅明将口述故事的衰微追溯到长篇小说的兴起，但导致其大幅萎缩的罪魁祸首，却是随着报章杂志应运而生的新的传播形式——信息。本雅明指出，“每天早上，我们都被告知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新闻，却难得听到精彩的故事。”本雅明援引《费加罗报》创始人的话指出，对读者来说“拉丁区阁楼上的一把火，要比马德里的一场革命更重要”。此外，新闻报道中往往“掺杂着许多报道者的解释”，它将事件的心理关联强加在读者身上，后者因而无从“依据自己对故事的理解，而自由地诠释该故事”，新闻由此丧失了故事所拥有的广度。
三、“遗忘的洞穴”
本雅明在一战的废墟上慨叹讲故事这门艺术的消失；阿伦特则在二战的废墟上借鉴了他关于现代人无力交流经验的观点，并将之带入有关极权主义的讨论。不过，与本雅明不同，阿伦特把讲故事作为理解灾难的重要模式。正如她在《论黑暗时代的人性》（1959）中所说，“任何哲学、任何分析、任何箴言，无论其多么深刻，都无法在深度和意义丰富性上与一个叙述得当的故事相提并论。”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指出，“在极权国家中，警察统治的所有拘留场所都被变成不折不扣的遗忘洞穴，偶然落入其中的人不会留下存在过的任何正常痕迹，比如尸体或坟墓”，其结果是“受害人根本从未存在（过）”。就像本雅明笔下从战场归来的将士们一样，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无力交流自己的经验，讲述自己的故事。
但在聆听了艾希曼审判期间的证人证词后，阿伦特修正了对极权统治和故事讲述之局限性的判断，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道：“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
四、媒介见证的张力
跳出艾希曼审判的特定场景，犹太大屠杀堪称“一桩没有见证人的事件，一桩消灭了自身见证人的事件”，这导向了严重的见证危机。这不仅是因为——延续“遗忘的洞穴”论断——纳粹致力于消灭其罪行的物质和肉体证据，也是因为“事件内在的不可理解和欺骗性的心理结构阻碍了对其的见证，哪怕是受害者的见证”。就像普利莫·莱维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因为“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被吞没者”，才是“彻底的见证人”，却“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
任何见证都需要放入由见证者、证言和听众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证言星丛中加以审视。毕竟，“不存在孤立的证词或见证人，因为‘证言/作见证’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它既不是孤身一人，也不是单一的言语行动，而是一种置身历史上特定的社会世界的主体间的情境，浓缩在见证行为之中”。
见证人是否可靠，证言是否可信，是围绕见证的历久弥新的挑战。赌咒发誓，严刑拷打，身体的伤痛乃至死亡，以及种种客观性的准则和努力，都被用来弥合“真实性的缺口”。广播加剧了这一问题，尽管它让中介化准互动和跨越距离的行动成为可能，但“距离会产生不信任和怀疑”。于是，问题就变成：“媒介能否维系见证实践？”
在彼得斯看来，置身现场至关重要，“事件是独一无二的，见证人与事件的特殊关系永远不可替代”。单纯在时间意义上在场——即跨越空间的共时性——和单纯在空间意义上在场，具有一定的见证意义，但只有同时在时间与空间层面在场，才构成了最具有典范性的见证。
五、遍在的见证与非人见证的崛起
媒介见证的受众转向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多元的见证主体、纷繁复杂的见证场景，以及混杂多样的见证文本载体和样式。无论是自然灾难、突发事件，还是骚乱、抗议、冲突乃至战争或革命，“记录的普及化加上传播的民主化……让每一个旁观者都变成了潜在的见证人，他们有能力为自己所目睹的一切提供视听证据”，由此创造出新的可见性形式，乃至重构了政治场域。
媒介见证的遍在和日常生动体现在研究者给它们贴上的层出不穷的各式标签上。寻常见证人，普通见证，公民见证，公民影像见证，数字见证，移动见证，连接性见证等等，不一而足。在新的媒介见证生态中，图像/影像成为最重要的见证媒介。在数字和社交媒介时代，图像占据了支配地位，包括手机照片、自拍、短视频、截图在内的各类图像证言在不同媒介和平台之间流通，承载了目击和“肉身见证”等传统的见证形式，让数字网络和平台本身构成了“可见证的世界”。
图像之外，数据也成为了重要的见证模态和文本样式。不同于传统见证人的肉身在场，数据见证实践具有鲜明的集体性和分散性，也牵涉到非人的见证者。在《非人见证》这部新著中，迈克尔·理查森致力于将非人实体和现象——包括置身于军事、算法和生态暴力危机中的技术、生态、事件、身体、物质和文本——带入见证空间，并赋予它们以能动性，以此考察算法见证、生态见证和缺席见证。《非人见证》一书的副标题“世界末日之后的战争、数据和生态”，听上去不免危言耸听，或者至少带有前瞻意味。但人和非人、口述和图像证言的结合，已然成为今天媒介见证的常态。
六、见证热，抑或见证的黄昏？
今时今日，见证不再稀缺。“在档案热之外，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在掀起一股更为普遍的见证热，公共空间已然被打造成生产见证话语和（视觉、口头或文本）证据的名副其实的机器。”但与见证主体、场景和文本的倍增与多样化，以及见证在时空和视野层面的延展相并行，乃至互为因果的是，见证或许再一次遭遇了危机，或者至少呈现出黄昏的迹象——“个体越来越密集地、强烈地、迅速地受到召唤，把自己打造成见证人，但他们的见证人地位从未得到保证，其见证模式也受到质疑”。
常见的“图像缺失”演变成图像泛滥。然后，实时传播的大量图像展示了战争、犯罪和灾难的场景，却造成了一种饱和效应，抵消了图像原本可能具有的力量。不可否认，图像已经到了平庸化的地步。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知道”一切，因为我们“看到”一切……这要归功于受害者的视觉证词，刽子手的图像，无人机的图像，记者拍摄的图像，国际机构的书面证词和报告，以及叙利亚政权特工拍摄的照片。但当“知道”带来的是无所作为，造成的是同情疲劳甚至麻醉，这种“知道”又有何意义？当我们看到这些图像的时候，我们到底见证了什么？为正在发生的灾难做见证又有什么价值？
媒介见证的黄昏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更大范围的“叙事的危机”。在“信息统治”之下，“我们陷入对信息和交际的痴迷，彻底被其裹挟”。而我们所熟知的各类数字平台，都“不是叙事媒介，而是信息媒介，它们位于讲述的零点”。
回到《马里乌波尔的20天》中导演的那句自白，“我的大脑拼命想要忘记这一切，但摄像机不会让它发生”，除了赤裸裸地揭示出摄像机的无情让它成为更可靠的视频证言生产者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见证不该是面目模糊的无情之举，见证既是社会的，也是具身的，身体与其他身体——见证人、被见证者及共同见证人之间——的动态关系对见证而言至关重要。情感与情动不仅体现在见证经验之中，也体现在见证文本的流通、接收和回应之中。“见证固有的、构成性的情动性让其始终处在政治化的边缘，随时会从事件瞬间转变为通过身体政治的扩散”，并有可能导向情动公众的聚散。
归根到底，见证不该是一次性的快消品，或者从见证人到见证文本再到听众的单向线性流动。相应地，我们需要将故事的重述带入见证的生命历程，是坐在“篝火”前听故事的人在各种场景下对故事的重述。这些重述无疑可以延续见证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开启故事讲述的旅程。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1期，原标题为《媒介见证的黄昏？——“说故事的人”远去与作为一种故事讲述的见证》。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qsYDsLhrlJG1-CjT-e_Qg。
作者简介：
李红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