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王井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金旭阳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10期撰文，通过在媒介化治理视域下选取20个县级融媒体客户端为观测点，对我国县级融媒体履责情况进行实证评估，发现虽然县级融媒体作为“基层新型主流媒体”，其本身就是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能够较好履行“信息生产与质量”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但不同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意识及其表现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认为，县级融媒体应通过共生关系构建、合法性再生产、技术-制度互嵌、协商民主的媒介化重构这四个维度，推动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从有机融合到深度统一。

随着媒介化社会深度演进，以今日头条、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算法平台重构信息传播权力格局，不仅引发新闻把关权从专业媒体向技术平台的转移，也一定程度上通过“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的螺旋效应加剧基层社群的价值分化与关系疏离。在此语境下，构建县级融媒体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探索“媒介-治理”逻辑的有机融合，既是凝聚基层社会共识的主要载体，破解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困境的实践命题，更是媒介化治理理论本土化创新的重要切口。

县级融媒体不仅是新时代的基层媒体单位，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基础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于其平台定位设定的静态职责，包括教育引导群众，服务生产生活，提升主流舆论引导力影响力。另一个则来源于公众对于媒体的期许，与公众的认知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的动态履责。

本研究将县级融媒体客户端作为观测点，选取20个具有代表性的县级融媒体为评价对象，在媒介化治理视域下从受众视角出发对县级融媒体的履责情况进行实证评估。重点关注并探讨3个问题：目前县级融媒体的各项功能价值发挥效能如何？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在基层是否实现有机融合？如何深入构建“媒介-治理”双重逻辑有机融合的新时代县级融媒体？

一、核心议题

媒介融合是研究媒介结构变迁的重要概念，我国较早关注到媒介融合的学者是陆群，他于1998年在《中国青年科技》公开讨论过这一问题；蔡雯则用中文界定“何为媒体融合”，并最早将其概念引入国内学术圈；自2000年至2009年，学界首先围绕媒体融合概念展开探讨；2010年至2015年间，随着中国正式提出“融媒体”概念，研究焦点转向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技术、组织与内容融合，同时指出融媒体是“基层社会治理平台”，进一步分析县级融媒体建设的现状与挑战。

2016年至2020年，研究重点转向融媒体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化转型，即从单纯的信息发布向服务、协同、参与的多维角色演进，并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对融媒体在县级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行深化。2021年至今，融媒体已深度嵌入治理体系，形成三个核心研究议题：一是将融媒体定位为信息平台与组织平台的双重功能；二是通过量化指标体系分析“静态职责-动态履责”结构失衡问题；三是提出TOE治理模式，强调技术、组织、环境的协同作用以及网络化治理、“引导+服务”等细化模型。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对县级融媒体社会责任的评价基于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价值，设定出具备四项一级指标的县级融媒体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其中，前两项为侧重媒介逻辑的静态职责指标，即考察内容生产、质量把控情况的“信息生产与质量”项，以及评估文化传承、教育推广等作用的“文化教育”项；后两项是偏向治理逻辑的动态履责指标，即衡量县级融媒体服务效能、业务水平的“服务能力”项，以及考察协调办法、交流表现的“协调沟通能力”项（评价体系详见列表1，此处略去）。

本研究按照中部、西部、东部各选取5个县级融媒体样本，从媒介化治理视域对我国县级融媒体的履责情况进行实证评估。另外匹配5个县级融媒体作为湖北省样本，以足够的样本数量来满足深度分析需求、提升结论可靠性，最终确定20个县级融媒体样本为研究对象（评估样本详见列表2，此处略去）。

考虑到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本研究运用主观评价法和内容分析法抓取服务功能、直播活动、新闻资讯以及主题内容四个方面数据，通过对20个县级融媒体进行三个月的在线观察，共获得6000篇新闻资讯样本进行编码，再根据评价体系中的各级指标权重计算每个县级融媒体的评价得分。

三、县级融媒体社会责任总体评价

与政务服务中心不同，作为基层治理重要媒介载体的县级融媒体，其社会责任履行成效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本研究依据20个县级融媒体样本的实证数据，从“信息生产与质量”“文化教育”“服务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四个维度展开量化评估，通过“县级融媒体2025年社会责任综合评价表”（列表3，此处略去）与“县级融媒体一级指标得分情况”（列表4，此处略去）呈现履责现状，揭示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融合困境，为深入思考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融合路径提供实证支撑。

从县级融媒体2025社会责任综合评价表中得分前10名的个案来源地区整体情况来看，综合评分和该县所处的我国国家区域之间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关联。这表明，县级融媒体区域治理的履行水平并非单纯由其所在的地理区域位置所决定，可能还受到当地的政策支持力度、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运营模式创新程度以及对本地受众需求的精准把握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从各一级指标的得分情况进行分析，县级融媒体在静态职责履行和动态责任践行方面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失衡状态：

在同一个案里，静态职责范畴内的信息生产质量以及文化教育这两项指标的得分，整体上普遍高于服务能力与协调沟通能力指标的得分。在信息生产与质量这一指标上可以看出发展现状极不均衡、差距悬殊的问题。而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文化教育指标。这进一步表明，静态职责范畴内的指标，更多地受到县级融媒体自身内在核心要素，例如内容生产机制、人才储备、技术支撑以及长期形成的文化教育资源整合与传播能力等方面影响。其中，内容流量问题是媒介平台市场化运营争议最多的聚焦点，尤其凸显出媒介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不足。

不同地区的个案分析则进一步印证上述矛盾。首先，头部样本东部A虽以总分5.16位居榜首，但其服务能力与协调沟通能力得分仍不足0.3，显示县级融媒体的信息生产功能相对完善，而“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功能显著滞后；中部样本B，文化教育得分2.19与信息生产得分0.22形成强烈反差，暴露“重文化传播、轻内容质量”的运作偏向；而尾部样本湖北地区E各项指标均低于均值，其信息生产得分0.14与协调沟通得分0.10的双重低迷，则直接反映部分县级融媒体对“职责”到“履责”的转型认知仍显模糊。

深层来看，数据背后是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割裂性矛盾。静态职责指标均值普遍高于动态履责指标，印证多数县级融媒体仍停留于“内容生产”的媒介本位思维，未能将治理中的媒介对话逻辑嵌入平台功能设计；服务与协调能力的低离散程度，则揭示县级融媒体在治理工具箱创新上的集体乏力，这与后续提出的“技术-制度互嵌”“协商民主重构”等路径形成直接呼应，唯有通过智能中台建设与参与机制创新，才能突破“重传播、轻治理”的现实困局。

从整体指标得分状况来看，县级融媒体样本在服务能力指标上的普遍得分低且差异区分度较小，显示它们在这方面处于相近的发展水平。与之情况相似的还有协调沟通指标，这意味着县级融媒体动态履责的共性瓶颈，即各县级融媒体在动态责任的践行方面亟待进一步提升。

指标得分区分度大表明，静态履责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分化路径”，这种差异及其分化，一是内在水平，如团队素养、技术设备、资源效率等自身硬实力；二是“外部定位”，如机构在建设之初被赋予的核心角色定位。这足以解释为何不同融媒体平台在内容生产或文化教育层面各有所长的情况，揭示出静态履责内部发展不均衡的深层逻辑。

综合而言，要突破县级融媒体履责瓶颈，必须聚焦共生关系构建、合法性的文化再生产、技术-制度互嵌、协商民主的媒介沟通渠道重构。这些路径并非凭空建构，而是紧密回应数据揭示的现实矛盾，既需要通过技术赋能填补服务能力的缺口，也需要借助文化符号激活重构基层认同，更需要以制度创新推动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深度耦合，最终实现从“职责设定”到“有效履责”的治理效能跃升。

四、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融合路径

在媒介基础设施化普及后，县级融媒体平台将不再是双重角色，而是将传播功能、服务功能融于一身的综合体。以往的媒介化治理多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入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县级融媒体不仅是媒介化治理的实践平台，亦是建构智媒时代“人机和谐”治理理念的重要突破口。从赋能社会治理的视角看，建议县级融媒体从以下四点出发，构建“媒介-治理”双重逻辑有机融合的新时代县级融媒体。

（一）共生关系构建：从“工具依附”到“生态共生”的逻辑耦合

县级融媒体平台作为信息活动首要的参与者，当前更多凸显的是权威信息的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工具作用，但县级融媒体仅仅执行上传下达的工作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应寻求权威性生产与公共性建构之间的平衡，以更好地服务于基层治理。不仅需要保留已有的公积金提取、医保社保查询缴费、不动产登记等项目，还应当针对人口结构特征提供精准满足中老年群体、特殊群体的生活便利服务，聚焦县域内居民日常高频生活需要，整合本地餐饮、商超、家政等便民资源，凸显融媒体平台的在地性便民功能，使媒介平台资源整合的作用在日常实践中形成可感可触的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再为基层群众参与到治理逻辑之中搭建信息平台，构建县级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生态共生的全新关系，实现从静态职责到动态履责的转变。

（二）合法性再生产：文化符号与参与式赋权的双重驱动

县级融媒体作为知识和信息的放大器，可将教育的作用和效果显著放大。现有新媒体环境下，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遭遇到多元异质文化的冲击，对此，县级融媒体应转变工具化治理的思路，通过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构建参与式叙事，以媒介化手段激活地方文化符号与基层文化认同，将媒介逻辑嵌入治理逻辑之中，构建“制度-文化-技术”三元互构的合法性生产网络，实现文化民主与治理目标的和谐统一。这正是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动态履责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县级融媒体应该通过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激活地方“文化符号”，帮助群众了解我国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群众的文化品位和文化鉴赏能力。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要善于挖掘县域文化史料和整理地方优秀文化故事，通过传播实践唤醒当地群众共同的本土文化记忆，增强基层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地域归属感，同时充当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为基层群众参与地方文化活动提供平台，为地方乡贤和文化人才展示自我提供舞台。

（三）技术-制度互嵌：智能中台驱动的治理场景重构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县级融媒体有责任将媒介逻辑嵌入治理逻辑中，通过积极的、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促进实际问题解决，更好发挥动态履责作用。但从现实操作来看，新媒体的新闻机构特别是地方县级融媒体的新闻生产受到行政机构“行政化”逻辑规约，传播生态“公共理性”在社会化媒体的话语挤压下沦陷；在服务供给场域中，多地县级融媒体受到行政机构的选择性合作、平台资本的技术挤压，县级融媒体看似蓬勃发展，实质上在实际运作和服务时出现一系列问题，导致投入和输出不成正比。对此，可开发一系列垂直领域的AIGC工具，根据治理要求和受众需要覆盖县级融媒体内容生产的全流程。同时，借助县级融媒体这一聚合平台通构建可检索、可复制、可迭代的地方数据库，作为融媒体内容生产素材的元数据和开放平台，吸纳用户进入到生态链中。

（四）协商民主的媒介化重构：符号互动与治理网络的协同赋能

基层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在场的公共空间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前提条件。相对于上级融媒体，县级融媒体具有更加贴近基层、更加贴近群众的天然优势，也更加了解基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和急难愁盼，因此作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媒介中心，县级融媒体不仅要具备一般媒体的属性与功能，而且还要具备多终端、多方位、多领域、多样化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协调沟通”能力，弥合官方话语与民间表达的沟通鸿沟，以此实现“官方-民间”话语体系的符号互动，推动协商民主的媒介化重构。总之，县级融媒体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多维连接性，为政府部门和基层群众的有效连接和协商互动搭建桥梁，并通过健全机制进一步优化问政的效果。另外，县级融媒体应该在客户端主动搭建基于兴趣的线上虚拟社群和基于地域的线上议事社区，为基层群众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开展协商议事提供便捷的渠道，通过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交流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

作者简介：

王井，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副教授

金旭阳，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0期，原标题为《在地赋能：县融媒介化治理的动态履责与逻辑耦合》。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g59uYufVC5G-xv1PP-a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