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5月，《传媒观察》开设“华夏传播研究”专栏，致力于面向历史和传统的、本土取向的传播学研究。值此专栏设立两周年之际，本刊对专栏学术主持、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潘祥辉教授进行学术访谈。针对华夏传播研究中传播学视角缺失、知识增量有限与学术训练不足等现实困境，潘祥辉教授认为华夏传播研究不是历史研究的附庸，而是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他主张立足历史传统，关注中国本土特色的传播现象、传播观念与媒介实践，在“传播”与“媒介”的核心视角下推动理论创新。他认为，华夏传播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在快节奏的学术生产时代，秉持“以慢为快”“厚积薄发”的学术精神，才能踵继前贤，真正为人类的大传播研究贡献中国视角、中国智慧。

一、回顾与追问：两年砥砺，专栏何为？

问：回顾“华夏传播研究”专栏两周年历程，从选题、研究路径、反响等方面的表现来看，专栏建设现状如何？是否回应了设栏初衷？

潘祥辉：两年来，《传媒观察》共刊发“华夏传播研究”相关文章（含论文、访谈、卷首语等）23篇，知网下载量逾万次，初步建构起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与生长潜力的学术生态。整体来看，专栏文章选题范围广泛，大致可归为五类主题：一是“历史传播实践与媒介形态”，包括对印刷术、驿站系统、青鸟信使、桥梁、社稿、灾异谣言等的研究；二是“本土传播观念与理论建构”，涵括“天父地母”观念、“传学”话语体系、古代新闻事业起源等；三是“传播与华夏精神形塑”，涉及文庙空间、玉器、地名、琴瑟文化等议题；四是“典籍文本与传播符号”，比如《左传》谣言、青铜纹饰、礼学符号等；五是“跨文化传播比较”，包含中西方辩论传统、中西知识传播特色、粟特人文化东传等。

从研究路径看，专栏呈现明显的多元化态势，既有注重史料发掘与器物考据的经验性研究，也包括富有理论意识与视角创新的思辨研究，相关文章横跨传播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艺术学、考古学、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体现出对本土传播议题的多维回应。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华夏传播的学术图谱，也切实回应了“为人类大传播研究传递中国薪火”的设栏初心。从学界关注、投稿数量及社会反馈看，专栏反响积极。吸引了学界的持续关注与广泛参与，围绕专栏已形成一批高黏性的读者群体，不少青年学者持续追踪专栏动态，将专栏视为了解华夏传播理论进展与实践探索的重要窗口。

问：结合过往的投稿与刊发情况，您观察到哪些突出的问题或困境？这反映了研究队伍建设中的哪些薄弱之处？

潘祥辉：从过往来稿情况看，有三类较为突出的问题值得关注。首先，最普遍的问题是研究缺乏传播学视角。许多来稿虽以“某物为媒”（如“以图为媒”“以服装为媒”等）为题，但其实只是形式上套用了“传播”概念，缺乏问题意识和传播机制的阐释，属于“包装式”研究。其次，部分研究未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和知识增量。这一方面体现为选题的老套和泛化，另一方面也包括研究在方法路径和理论框架上的重复。最后，文本质量仍有待加强。校审中频频发现基础性错误，整体差错率显著高于其他论文。一方面是因为华夏传播研究的确专业难度大、史料体系复杂，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部分研究者在学术训练及治学态度上存在待提升之处。

二、“华夏”与“传播”：不是历史研究的附庸

问：华夏传播研究常常被误解为历史学的延伸，不少研究面临着“历史”与“传播”边界模糊的质疑：只是在用历史材料包装传播话题？或只是在用传播理论分析历史？在您看来，面对这种“视角漂移”，华夏传播研究应该如何处理好“历史”和“传播”的关系？

潘祥辉：“华夏传播研究和历史研究边界模糊”的观点，根源之一在于两者对“文献中心主义”的长期惯性，即都非常依赖文献记载。华夏传播研究自发端之初便深受历史学方法影响，非常强调对古代典籍的使用，导致其方法路径容易与史学重叠。

现在看来，华夏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建制下展开的本土探索，不应成为历史研究的附庸。历史学研究一般关注历史事件、历史制度与事实复原，相对比较“静态化”，而传播学研究则更注重信息的流动、意义的生产、媒介的组织机制及其文化功能，华夏传播研究的独特性就在于其为理解历史提供了“传播”和“媒介”的新视角。

从传播视角看，相比于历史学、考古学的“就事论事”，华夏传播研究会将分散、孤立、静态的历史证据连接起来，进而揭示文化是如何被生成、流转与接受的。从“以媒介为中心”的视角而言，一种器物能否构成“媒介”，关键不在其物理属性，而在于其是否脱离原有实用功能，进入象征系统，参与意义的建构与文化的传播。华夏传播研究将研究对象置入一个流变的、动态的、网络的文化传播过程中考察，关注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传播过程中的媒介介入，以及跨时空的文化接触与交流路径。这种动态的“传播”和“媒介”视角恰是历史学、文学研究或民俗学较少着力的维度，也就可以形成创新。

问：可以看到，目前的华夏传播研究已经在尝试理论建构，并与一些既有传播学理论“对接”，但这种对话有时也会显得牵强或遭遇隔膜。在现有西方主导的传播学知识生产框架内，华夏传播学理论应如何与西方展开理想对话？

潘祥辉：众所周知，传播学是一个发轫于西方的“舶来品”。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于传播理论的理解、吸收与应用，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然而，西方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其特定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假设和问题意识很多时候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实践与文化现实。因此，华夏传播学研究不应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框架，而应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立足本土实践，建构具有文化根基的理论逻辑。我始终认为，理论建构的前提，是对事实的深入理解与扎实掌握。在问题中提炼概念，从经验中生成理论。倘若只是以理论为装饰，对常识性判断进行“术语包装”，不仅削弱了研究的学术含量，也容易导致“形式上的理论化”。

建构中国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不能满足于“套用”现成的西方理论，而应更加积极地从中国自身历史语境出发，建构能够回应本土实际的理论体系，在比较的视野下展开与国际理论的对话。如黄星民教授与谢清果教授基于孔子传播思想提出的“风草论”，就是对西方“魔弹论”的本土回应与修正。我曾提出的“史论监督”模式，也在和西方大众传媒体系下的舆论监督机制进行对话。

三、“古”与“今”：历史何以“当代”？

问：很多华夏传播研究聚焦于中国古代的传播现象，涉及先秦至秦汉、唐宋等历史时期，有研究“就古论古”，也有研究可以“贯通古今”。这种以“大历史视野”展开的学术研究，在有强现实关怀导向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有哪些“当代”意义？我们又该如何在建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处理好“古”与“今”的张力？

潘祥辉：华夏传播学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基本立足点正是从“历史性”中发现“现实性”。从建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看，“贯通古今”的研究路径尤其重要。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中国自身的传播传统和知识资源，突破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古今对照，辨识中国特色，可以推动本土传播学理论的构建。古代传播现象中不一定具备现代传媒的物质形态，但其在社会功能、交流机制、象征结构上，其实存在诸多可与当代媒介互参互释的意象。不过，是否“贯通古今”不是对华夏传播研究价值绝对的评判标准。仅就时间维度而言，“古代”本身就具备独立的知识价值与学术意义，关键在于是否以“传播”或“媒介”为出发点，带来了理解“古代”或“华夏”的知识增量”。

从实践来看，“就古论古”的研究路径的确面临一些现实挑战。最直接的便是：如何让古代研究“说服”当代人？事实上，很多古代研究之所以未能获得编辑或审稿专家的认可，往往并非时间维度的问题，而是研究本身质量的问题——很多研究未能有效展现研究的知识价值与理论意义。

归根结底，对于“历史何以‘当代’”的追问，我们应保持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连续发展五千多年的文明，它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正得益于其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承与传播机制。华夏传播研究不仅关乎我们对“过去如何流传至今”的理解，更关乎我们如何从过去汲取力量、面向未来。

四、“局部”与“整体”：在多元路径中凝聚共识

问：目前专栏文章呈现出多种学术路径，如历史考证、文本阐释、理论建构等，还体现出对文艺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的吸纳。在华夏传播研究中，我们如何推动建立跨学科的整合逻辑，实现某种“共通”，从而打造一个既多元又有共识的学术共同体？

潘祥辉：在我看来，华夏传播研究自其萌芽之初，便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多路径的特征。早期如余也鲁、孙旭培、郑学檬、吴予敏、邵培仁等先生的研究，就融合了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视角；之后黄星民、谢清果等学者的研究，则更多从哲学、思辨、文化观念层面推进。我个人近年来尝试结合历史学、考据学、文学、考古学的成果和方法，逐步发展出一条“传播考古学”的路径，这些学术路径的丰富性，是华夏传播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面对当前各类学科的介入，传播学时常被描述为一个“谁都可以进入”的领域。这种描述一方面肯定了传播学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其在学科边界上的模糊性。方法可以多样，路径可以不同，但根本目标应始终聚焦于立足中国实践，为全球传播研究提供知识增量和思想资源，最终回应“为人类大传播研究传递中国薪火”的时代使命。

问：作为一种本土路径的探索，您认为有价值的华夏传播研究应强调怎样的问题意识，从而真正贡献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潘祥辉：我认为，有价值的华夏传播研究首先应确立一种比较性的、历史纵深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仅关乎选题立场的确立，也体现了研究者对历史文化结构性特征的洞察力。秉持比较的视角，我们才能识别出真正具有本土意义的传播现象，从而提出具备解释力的问题，推进知识生产。这种比较既包括中西之间的文明异质性，也涵盖中国内部历史阶段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

华夏传播研究以“华夏”命名，它的理论资源和问题意识就不应游离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但有价值的华夏传播研究，不应止步于历史材料的罗列或传统文化的陈述，而应在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基础上，产生具有理论洞见的知识成果。这种洞见，不仅可以是对传统的肯定与弘扬，也应包括必要的反思与批判。事实上，“华夏”作为一个历史文化范畴，并不天然包含价值判断，其研究意义在于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传播逻辑与文化结构，研究者需要将“华夏”内独有的特色内容挖掘出来。

五、“快”与“慢”：学术生态里的坚守与期望

问：在当下强调效率、绩效与“快产出”的学术环境中，华夏传播研究往往呈现出与之相异的“慢”节奏。在这样一种“快”与“慢”的张力之中，您如何理解“慢”作为一种研究姿态与方法的意义？最后，请您对华夏传播研究同行者及专栏未来投稿人送上一段寄语与期待。

潘祥辉：在当下这个追求效率、强调“快产出”的学术环境中，的确存在一种明显的张力：一方面，我们要面对绩效考核、发表压力；另一方面，华夏传播研究往往需要历史沉淀、资料发掘、长线思考，甚至还要涉猎田野、考古，确实很难“快”起来。但正因如此，我更想强调，“慢”不应仅是无奈之举，更应该被视为一种值得坚持的研究姿态和方法论立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往往都不是速成的，“慢工出细活”的精神，不只是工作方法，更体现了对学术的尊重，对读者的负责、对历史的敬畏。

现在正是华夏传播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期。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这种背景下，传播学研究者更应积极介入，参与到这场对“中国故事”的重新叙述中。对于正在从事或有志投身于华夏传播研究的同行与未来投稿者，我想和大家分享以下几点：第一，希望大家都能在快节奏的学术洪流中，保有一份“慢”的勇气与坚持，把学术当作一种内心信仰，而不仅是职业产出；第二，希望大家拓宽视野，注重跨学科的融合与比较视角，不断拓展传播学与历史文化间的对话空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希望大家以诚意对待每一篇写作，把心放在文本里，用耐心与创造力去雕琢自己真正满意的研究成果。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7期，原文15600字，原标题为《不止于历史：华夏传播研究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进路——专栏两周年之际访南京大学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潘祥辉教授》。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C_C2hqCt2ySHcEODyNCPA。

作者简介：

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高嘉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潞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传媒观察》“华夏传播研究”专栏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