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剑、硕士研究生戴明江在本刊撰文，以对弗鲁塞尔技术图像论视域下远程信息社会思想的反思为主题，尝试通过探讨技术图像与生成式AI在媒介同构性、自动化信息生产、全球大脑建构以及去实体化等方面的异同，提出当代信息社会中技术乌托邦设想的内在矛盾与现实局限。本文既是一段关于技术变革的叙事，也是一场对未来信息生态的深刻反思——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式AI既可能成为实现全球信息自由对话的催化剂，也可能转化为隐性控制和认知同质化的工具，从而对数字时代的乌托邦梦想提出严峻考验。
进入21世纪，生成式AI以其惊人的自动化生成能力和动态信息筛选机制，正悄然重塑着弗鲁塞尔技术图像理论为我们描绘出的由数字化影像和信息网络构成的崭新社会图景。他理想化的全球大脑设想，在生成式AI的推动下，既呈现出无限扩散的信息潜力，也暴露出依赖算法与数据垄断的隐患。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技术乌托邦的内涵：究竟生成式AI能否实现弗鲁塞尔所设想的对话性乌托邦，还是它将成为新型社会控制机制的延伸？作为一位致力于人类自由的思想家，弗鲁塞尔告诫我们：要警惕基于特定媒介类型的功能主义和极权主义。他的思想可以帮助引导人类走向一种对话的、创造性的、负熵的、庆祝性的存在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介化的，涉及与我们的人工智能伙伴共存。本文将借助弗鲁塞尔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生成式AI在信息自动化、全球大脑构建与去实体化等方面的表现与局限，并反思其对远程信息社会未来走向的深远影响：既带有对技术进步的赞叹，也充满对可能被忽视的控制逻辑的警醒，希望为数字时代中个体自由与公共对话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一、技术图像与生成式AI中的辐射式危险与对话性潜能
（一）技术图像与生成式AI的媒介同构性及其延展
与传统图像（如绘画、摄影）源于人类对三维世界的感知抽象过程不同，威廉•弗鲁塞尔提出的技术图像并非通过光学成像或手工绘制实现，而是依赖算法对抽象数据进行可视化编码的产物，其生成逻辑是对于抽象的逆向：本质是将数据符号（如二进制代码、向量空间）从抽象向具象逆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表象。这一变革重塑了信息传递方式，改变了人类感知现实的模式。技术图像作为数字时代下特有的信息传播形式，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定义了它的媒介作用，也为我们理解当前技术环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我们首先整理出技术图像的核心特征，随后通过与生成式AI的对比，深入探讨它们在媒介同构性及其延展方面的相似性。
技术图像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其独特的凝想能力。传统图像是对世界的抽象，但技术图像使宇宙和意识变得具体，这种逆转的关键在于“凝想”——即传统媒介将现实不断抽象为符号时，新的技术图像则执行着反方向的具象化操作：它把离散、无法感知的零维数据粒子，通过算法规则等计算装置重新“凝固”为人类可感知的视觉表象。生成式AI在此方面与技术图像的凝想特征高度契合，其基础正是算法驱动下的“凝想”式生成，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通过计算模型对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学习、重组与推演，创造出全新的符号表象。
技术图像的第二个核心特征是其计算性与偶然性。技术图像并非简单的视觉再现，它是一种高度依赖计算与算法处理的产物。生成式AI的技术特征之一便是其基于计算模型进行数据的深度学习与生成。AI将人脑所无法处理的巨量数据进行高效而精准的处理整合，生成个体所需要的信息成品。同时，技术图像的计算性还暗含其生产过程中的偶然性特质——算法虽预设了生成路径，但数据噪声、参数扰动等变量仍会催生不可预测的输出，生成式AI将图像的计算性从“人类预设规则”推向“机器自主演化”，使信息生产从确定性程序迈入概率性创新的领域。
技术图像的第三个特征是其广泛渗透性。技术图像辐射四周，每条射线的一端都单独坐着一个接收者。就这样，技术图像把社会掰碎，散播到各个角落。生成式AI正将这种渗透性推向新的强度。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全景式的渗透既可能帮助我们通过技术走向文明的乌托邦，也提醒着我们陷入信息隐形全景敞视监狱的威胁，这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由、隐私与人性在技术图像时代的定义边界。
（二）从辐射式危险到对话潜能：生成式AI的双重内在性
在弗鲁塞尔的媒介理论中，技术图像一直被视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其所具有的辐射式传播结构能够将传统的社会控制架构进行重塑和颠覆，另一方面，对传统对话交流局限的突破也可能由此产生。
首先，从辐射式危险的角度来看，生成式AI在其自动化内容生成过程中，常常呈现出一种高度辐射性的信息扩散模式。自动化，辐射式，这些传播特点都帮助信息流不再具有高密度带，而是去中心化分布于网络各个位点，从而实现高效而隐形的信息控制体系。生成式AI的内容生成模式恰恰继承了这一机制，其依托于复杂的算法和数据输入，将信息以极高的速度、广泛的范围进行扩散，这种扩散促进了信息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信息的“过载”、失控和潜在的社会操控风险，更容易导致信息的单一性、同质化以及对个体判断的替代，从而削弱了人类在信息选择和意义构建中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其次，从对话潜能的角度来看，生成式AI同时蕴含着促进信息对话和互动的巨大潜能。“技术图像冲击了个体的独占性，天然具有共享性的倾向……每个终端的接收者都可‘通过对话参与对所有装置程序的持续性编排’”，即通过技术图像实现信息的多向传播和互动，而这种对话性正是实现社会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重要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生成式AI通过自动化内容生成与智能交互，实现了人机协同对话的可能。
总之，生成式AI保留了技术图像辐射式传播的机制范式，通过设置算法生产信息、掌握隐形权力，“技术图像的媒介物质性变得愈发透明而不可见。人们正在失去能证明自己与现实世界处在某种真实关系中的尺度……现在这个距离发生了扭曲——图像处在中心，而不是人”，同时也挖掘出了新媒介的对话性潜能，这种双重性标志着新技术的内在矛盾。研发者需要进一步完善算法的逻辑性与透明度，并对技术带来的异化副作用进行反思与批判，另外也需针对生成式AI技术的伦理进行监管，以调和其所带来的隐性权力风险。
二、信息的自动化机制与作为反面决断的人类自由
（一）现实的麦克斯韦妖：生成式AI与信息自动化趋势
弗鲁塞尔根据其媒介演化理论的三阶段框架提出“远程信息社会”这一概念：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不再靠面对面交流或纸质传递，而是完全通过电脑和网络自动生产、传播的社会形态。弗鲁塞尔利用“麦克斯韦妖”这一热力学概念来解释信息自动化机制：其通过阀门装置控制气体分子精准流动，以分子速度为标准将热分子与冷分子筛选出来，这一过程是反熵增的。因此弗鲁塞尔将这一过程的本质指认为通过对信息的处理与调控实现秩序的维护和建构，在巨大的数据流中得以流动和分发自动化的信息筛选装置正是一个信息的麦克斯韦妖。
生成式AI，作为当代信息自动化的核心技术之一，其工作方式与麦克斯韦妖有着直接的相似性，就像麦克斯韦妖通过筛选分子，生成式AI通过对信息数据的计算性处理筛选出在个体生命水平上的定向化特异性信息文本，并推送至个体面前。最终，以AI为核心的自动化信息过滤模式“将广泛分布于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地方”。
自动化信息过滤的优势显而易见：生成式AI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处理海量数据，迅速筛选出符合需求的信息，却也揭示了麦克斯韦妖所蕴含的信息控制与熵之间的关系悖论：自动化的技术图像装置通过这种信息流的筛选来降低系统的熵，使得社会与个体在面对信息过载时能够快速获取有价值的内容，而信息的筛选与控制又意味着其自由流动被由技术开发者所主导的技术系统和算法筛选标准所制约，导致信息的简化与封闭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信息自动化筛选带来的“信息茧房”，即将用户锁定在一个信息的“泡沫”中，使得公共讨论的多样性和深度受到削弱、社会认知边狭窄化等早已广为人知的问题便是该悖论的显著表现。
（二）生成式AI时代下自由作为反面决断的实践可能性
在弗鲁塞尔的理论中自由并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更是一种拒绝或否决的能力，“人类的自由是‘从衰变、遗忘与死亡中自我解放的意志’，也是对抗熵的根本意志。这种自由需通过储存信息、对抗热寂的自动机制实现。但他又强调人类始终保有拒绝的权利。这个停止的命令、否决的权利、拒绝的能力，就是我们称之为‘自由’的反面决断。”
在传统的自由概念中，自由常表现为选择的自由，而在远程信息社会中，自动化信息系统已经为人类预设了有限的选择空间。弗鲁塞尔提出了两个层次的否决之自由：第一个层次是基于对现有信息和选项的拒绝（如关闭个性化推荐），第二个层次是对信息生产与传播机制本身的质疑与抵制。前者体现为日常实践中的微观抵抗，尽管信息流是由技术系统自动生成和评判的，但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判断能力，对这些信息作出反面决断；后者则要求穿透技术黑箱，涉及对技术装置本身及其运行逻辑的反思与抵制，从而对信息及其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进行反思。这两个层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远程信息社会中的自由。
三、生成式AI时代远程信息社会乌托邦能否实现
弗鲁塞尔所描述的远程信息社会中，技术图像的传播将使个体通过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参与到全球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每个个体都通过信息网络成为全球信息的生成者和传播者。生成式AI则可能作为技术图像的典型实现去中心化的远程信息社会。然而，生成式AI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技术潜力与局限性并存的局面：在人类为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与完全民主化的社会网络而欢欣鼓舞，并陶醉于生成式AI强大的信息交流机器时，颠覆传统的意识形态与隐秘的权力机器却可能随之一同出现。
弗鲁塞尔所畅想的全球维度的人类个体生命信息对话图景即存在着一种无法消解的悖论：去中心化的全球网络交流要想实现就必须出现承载文明级别信息运行的实体计算平台，当这种全球交流彻底实现，高度实体化的负载装置也随之产生，信息资本利用掌握在少数机构中的算法机制攫取了覆盖文明的隐形权力，重构并占有了信息流通网络，于是弗鲁塞尔所警惕的辐射式传播结构仍未能摆脱，新的权力中心取代旧势力的历史重复上演。这种对信息生产之所有权的反思与批判也催生了诸如“平台资本主义”与“技术封建主义”等概念……总之，在生成式AI技术不断突破时，弗鲁塞尔的理论与实践悖论也不断提醒着我们，如何在先进的科技基础上实现政治经济实践上的适应性转型。
在弗鲁塞尔的思想框架中，去实体化的进程意味着信息与个体的互动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是转向了虚拟空间，个体通过技术图像实现信息流的延续和存在。但个体的信息沟通一旦完全依赖于无实质的虚拟介质，个体在同一时空中实在接触的鲜活感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面对智能技术绝对稳定的理性。此处，个体的身体经历和物理接触在被远程虚拟交流取代的过程中，技术图像反而成为身体新的延伸，并未使得身体的实际参与感消失，尽管这种新的身体性不再是通过实际的在场，而是通过技术存在的媒介虚拟在场，媒介仍不可避免地向具身化靠近。最终，生成式AI的技术潜力与局限性反映了弗鲁塞尔“远程信息社会”构想中的深层次悖论，在看似美好的信息乌托邦下，是无中心与权力集中的悖论，虚拟性与实在性的悖论，这为人类文明必将迈入的高信息时代提供了深刻启示与反思框架。
通过对弗鲁塞尔“远程信息社会”思想的反思，我们看到了技术的潜力和局限性并存的一面。虽然生成式AI在提升信息处理效率、加速全球化信息流动方面表现出巨大的技术进步，但其带来的隐性控制、算法操控与信息选择偏见也使得这一进程更加复杂和充满矛盾。最终，弗鲁塞尔的思想不仅启发了对未来技术社会的理想设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技术社会现实的深刻警醒与理论框架。
作者简介：
彭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戴明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7期，原文13600字，原标题为《生成式AI能够带来技术对话性乌托邦吗——弗鲁塞尔技术图像及远程信息社会思想反思》。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9Apd-hPmp3VsUbnzUYh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