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数字时代，算法如何重构视觉民族志的方法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姬广绪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5期发文，基于媒介人类学的理论视野，结合田野调查分析大凉山彝族青年在抖音平台的视觉展演中如何重构“贫困”这一符号。研究发现，由算法驱动的视觉机制正在打造新型的“贫困”内容生产装置：国家治理的宏观叙事通过“上新了凉山”等话题标签实现符号驯化，彝族主播利用“痛苦具象化”策略完成情感变现，而平台则借由内容审核协议和流量分配规则建构起数字边疆的视觉语法。研究揭示出短视频场域中多元行动者的交织互动——当彝族青年群体的身体被转化为数据化的“界面身体”时，传统的人类学“文化持有者”概念正经历算法社会中的解构，而“贫困”作为概念透镜，意外地成为观察数字时代跨文化协商与治理技术转型的关键切面。在经验研究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田野调查中所面临的“在场性”危机，并通过人类学家的身份位移反思视频化时代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重构。

当彝族青年将智能手机对准祖辈栖居的高山深谷时，一场关于传统的数字重构悄然展开。本研究以21位凉山视频主播为样本棱镜，揭示短视频如何成为多重力量的角逐场域：在算法推荐与政府治理的双重驱动下，他们通过“数字赋魅”策略进行文化调适——用滤镜调和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生产符合视觉展演的数字身体，同时以流量逻辑再造彝族的文化意涵，在与平台规则周旋中制造虚实交叠的在地叙事。这种实践既是对国家脱贫工程的接合，也是对技术控制的柔性抵抗。触屏时代的彝族青年正面临未曾预见的过渡仪式：他们的身体不再是萨林斯（MarshallSahlins）所说的“历史中的文化产物”，而是异化为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所述的技术器官，在代码丛林中接受“痛苦”相关意象的格式转换。这种转换创造性地黏合了国家扶贫与数字迁徙的双重现代性路径，但也将农耕文明的社会节律碎片化为平台经济的流量单元。

一、“视觉贫困”：大凉山彝族的日常生活实践

（一）衣食住行的物化视觉体验

彝族的文化古老而神秘，其特有的家支传统、毕摩文化影响着外界对于这个族群的印象。而基于视觉和符号的可传播文本更是形塑族群印象的重要来源。彝族人关于衣食住行的生活实践生产出一系列“视觉贫困”的符号文本——在本文中，“视觉贫困”是指由他者凝视与文化编码共同作用形成的主观认知，指外界基于视觉符号差异（如服饰陈旧、居住环境昏暗、饮食习俗特殊等）对特定群体产生的“贫困化”想象。由此，一种基于文化差异的族群印象形成并传播开来。

衣食住行的物化视觉体验是“视觉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彝族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消费方式，尤其是毕摩文化一定程度加重了外界对于这个群体“未开化”的贫困想象。宗教活动开支影响了当地民众对于基础教育的理念，很多本不富裕的家庭把大量钱财花在毕摩活动上，而不愿意为孩子的教育做投入。同时因为毕摩活动较多，当地村民看病就医的观念也较为淡薄。“脏乱”的生活场景和神秘的地方宗教也一定程度加深了外界对于彝族人生活“贫困”“未开化”的印象。尽管这种穷困的感受可能并不来自于彝族人本身，而是来自于凝视对象的主观体验。在关于彝族“贫困”的修辞表达中，自我与他者往往交织在一起。

（二）视觉编码解码过程中的冲突

2020年，凉山州开展消除“视觉贫困”暨春耕期间“白色污染”专项整治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深入推进“三建四改五洗”（建庭院、建入户路、建沼气池，改水、改厨、改厕、改圈，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

当彝族复杂、深邃、充满着传统智慧的文化生活被简化为“脏旧”“贫困”的符号时，我们正目睹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洁净与危险”理论在当代的重演——那些被现代性编码为“不洁”的文化实践，其实也是彝族人在高寒山地千年演化形成的生存智慧的一部分。“他者目光”却将这种生态适应行为视为有道德缺陷的文化暴力。例如，墙壁被火塘熏黑并非源于卫生意识匮乏，而是生态智慧的体现。在建筑学上，无窗结构的“黑暗家屋”在热能保留效率上较现代玻璃房更好。彝族人家的火塘也并非简单的热能装置，而是编织彝族人认知的界面。这个直径不足两米的圆形场域，精巧地交叠着生态适应、社会结构与精神信仰的三重维度，形成文化的核心结构。这样的空间不能被视觉化为“怀旧”。“人畜同住”也并非全然是“落后”的观念，其中蕴含的是彝族人对山地生态空间的精准计算。此外，在察尔瓦羊毛氧化层保留的微生物群落，原是其游牧传统中的天然抑菌系统，如今却成为某种程度的“卫生威胁”。

二、身体展演：“贫困视觉”的符号生成与情感政治

（一）数字化身体的技术转译

在大凉山前后长达16个月的田野追踪中发现，智能手机与乡土生活的交融正重构着彝人身体的存在论维度。

通过对阿果直播行为的监测发现：主播阿果在直播过程中经常展示其劳作过程，相较于其他主播，她通常需要手持设备进行直播，许多主播反映，直播时手臂所承受的劳动强度并不亚于日常劳作，尤其是手臂后侧的三角肌后束所承受的压力更为显著。因此，许多主播在后期直播时选择在火塘旁设置直播支架，以减轻双手的负担。同时，为了在镜头中更清晰地展示自己，他们常常需要将颈椎前倾，靠近屏幕以优化画面构图，这与自然站立时的颈椎姿态迥异，长时间的直播可能会对颈椎造成相当大的压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直播移动画面时，为了保持画面的稳定性，甚至需要刻意控制呼吸频率，避免高频呼吸，以确保更稳定的防抖效果。这些反自然的身体调控策略表明，当算法协议渗入神经肌肉系统，彝族青年正发展出内外交织的双重身体性：火塘边的物理身体遵循山地生态律动，数字接口处的媒介身体则共振于流量波动曲线。通过这些鲜活的民族志切片可见，彝人身体正成为技术转译的新文本。在数据流与文化展演的共构中，传统文化元素既在现实空间中受商业和市场化力量的影响而被迫迭代，同时又承受着数字空间的微粒化规训。这场静默的身体革命，或许预示着人类学家必须发展出新的观测工具。正如拉图尔（Latour）在《重组社会》中强调的“混杂体”特性，彝族青年的身体正成为自然与技术的中继站，传统文化的时空边界在算法接口处被重新协商。

（二）痛苦的符号政治与情感异化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平台资本主义正在构建新型的情感剥削体系。某西昌MCN机构运营透露的“痛感指数”评估模型显示：毕摩经书文化的流媒体转换率仅为2.1%，而因为劳动手掌的老茧特写这一意象的转化系数高达15.7%。这种价值换算体系印证了“受众商品论”，彝族青年的生命经验通过平台转化为可贩卖的数据商品。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地方政府与平台在展示和传播脱贫发展成果时所形成的视觉协同：平台向创作者提出建议，要求在内容创作中平衡传统元素与脱贫成就的展现，并通过视频审核机制建立了一套数字化的文化驯化机制。例如，在展示脱贫新居的影像时，要求精确地融入“现代”家庭日常生活设施以及社区化的空间景观。这种在视频中植入脱贫和发展符号的做法，构建了一种发展叙事的数字镜像。

在这一复合权力结构的背景下，主播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福柯式的“生存美学”策略。以悬崖村安置社区——沐恩邸社区的主播招觉依呷为例，在其直播过程中，他精心擦拭祖传的鹰爪杯，并将其置于画面的前景，而背景则模糊地展示了政府发放的扶贫家电。这种蒙太奇式的拼贴，正是当代社会想象的生动体现：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治理符号在视觉场域中既相互冲突又彼此共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依呷在直播中故意“失误”打翻传统酒具时，这种解构性的表演反而触发了平台“突发时刻”流量激增的机制——数字资本主义的荒谬性在此暴露无遗：文化的自我戏仿竟成为了一种有效的增值策略。这场关于痛苦的视觉政治学，导向了“媒介景观”悖论。当算法将众多彝族青年主播的日常生活压缩成15秒的流媒体片段时，这种文化快餐主义象征着“流动空间”对“地方空间”影响的加剧。悬崖村青年在钢梯与藤梯、沐恩邸安置社区与保留的生产用房之间穿梭的生活状态，成为数字时代文化身份双重性的生动隐喻：他们在现实物理空间的上升路径，必须转化为数字虚拟空间的下沉表现。这种现代性的二重奏，既是对全球化的地方性回应，也是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文化策略。

（三）治理共谋中的双重逻辑

通过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政府的发展议程与平台商业逻辑深度融合，形成了范式性的双重规制体系。当主播曲比小华试图用镜头记录传统的劳动用房场景时，算法即刻触发T-3级警示机制——这是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对场景元素（泥草房、木栅栏、牲畜粪便等）的符号解译，亦是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行政意志的技术投射。

离散的田野案例折射出结构性的权力图谱。沐恩邸社区的木果主播（44万粉丝）的策略性内容生产极具典型性：他白天在其沐恩邸社区开办的小超市直播中用镜头展示家庭陈设以及社区景观，因其已被算法识别为“现代化指标”；有时下午到晚上，他会重返悬崖村爬上钢梯，背上重物返回祖屋，通过调节手机摄像头的白平衡参数，拍摄祖屋火塘余烬的画面，以此激活平台对“三农内容”的流量倾斜。通过编译其视频元数据发现，前者内嵌“#彝家新貌#”等被政策背书的标签，后者则植入“#悬崖村记忆#”“#彝族年#”的算法触发词系。这种双重人格化的数字生存策略，印证了“在地全球化”理论的生产性张力——当文化主体被迫在治理指令与算法规则间博弈时，传统的“抵抗/顺从”二元框架已然失语，取而代之的是“策略性协商”的第三空间。数字时代的文化“变形记”，在旧屋搬迁的尘埃与比特流的红利之间，书写着数字资本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注脚。

三、“贫困视觉”的治理共谋：政府、平台与文化的三重交织

短视频实践推动了彝族青年主播主动规范日常生活的自我治理技术。彝族主播不断具身生产贫困图像并将其嵌入社交情境，供观察者（包括自身）鉴定，从中认知和调校自我。数字技术的赋能，让贫困书写成为低成本的日常实践，这反过来作用于主播的生活世界，客观上带来了不同于彝族地区脱贫过程中“等靠要”的新自我发展契机。同时视频日志成为贫困感知和经验的刻度，主播也在小心地避开发展话语的监控，利用贫困景观实现个人平台流量的累积和商业变现。在运用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重新审视当代彝族社会时，应认识到，数字化所赋予的一系列线上文化实践和表征，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彝族文化意义网络的构建之中，对新的彝族文化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观察和反思也警示我们，在进行所谓的传统文化田野研究时，必须意识到文明、国家、社会、时代、技术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这些因素本就是村落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凉山彝族的数字实践中，身体已成为多向度权力博弈的拓扑场所：政府的发展主义叙事通过算法参数物质化为可见性规则，平台的商业理性打着“赋能”旗号实施文化萃取，而地方主体则在裂隙中重构传统文化的算法适应性。这种三重博弈指向更深层的理论命题：数字时代是否需要发展出新的文化翻译范式？当“翻译”的权力从知识精英转移到神经网络的隐含层时，主导人类学田野工作一个世纪的文化诠释方法，或许正面临范式革命的临界点。

四、视觉民族志的方法论重构：从“在场性”危机到人类学家的身份位移

（一）“现场”概念的再界定

凉山青年的短视频日常实践生动诠释了这种多重现实叠加：悬崖村村民拉博藤梯攀援的身体震颤、手机屏幕拍摄的视频画面、平台算法的权重分配，共同构建起三位一体的认知“现场”。研究者若继续固守村寨物理空间，将不可避免地遗漏更多的文化协商行为——那些真正定义数字原住民文化身份的策略性展演，往往就存在于流量高峰时段的直播间里，或是隐秘地流转在平台审核规则的灰色地带。突破这种视差困境需要构建复合认知网络，将地理空间中的个体行动、数据包传输的数字画面以及基于神经网络推送的算法规制交织为新的“现场”。通过具身参与物理场域的交往互动，同步截取直播数据流，同时解析推荐系统的决策树，民族志工作者才得以在现实与数字之间架设起跨维度的观测桥梁。

视频主播们近乎肌肉记忆般的直播表情和身体姿势揭示出令人惊异的规律性。这种隐藏在身体语言中的算法共谋，催促着新型观测系统的诞生。借助传播学多模态传播理论，以及实时语义分析系统，跨学科的方法共享正在重新定义人类学文化观测的时空尺度。随着技术日益成为文化“本真性”表达的中介，对于现场的记录，传统的纸质笔录方式亟待革新。

（二）对数字界面的观测

在观测工具方面，本文试图融合人类学与传播学等学科的视觉方法论资源，以应对前述挑战。文章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多模态”理论，将彝族青年的手机镜头视作一种分布式感官装置。通过技术手段，研究者致力于捕捉他们视线在现实场景与算法反馈之间的互动路径。同时，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直播画面进行图像分析，并结合具身田野的语境化文本，进行交叉分析，以阐释文化持有者的行动逻辑。

此过程中诞生的视觉民族志展现三重认识论革新：首先，田野工作者必须与机器学习模型构成观察联合体——当算法模型将篝火场景、猪圈等元素识别为“落后元素”时，研究者需同步记录算法误判的文化转译；其次，传统“深描”需要进化为多模态追踪技术，如通过计算机技术捕获主播直播时的实时画面；最终，“文化持有者”的定义被重新定义，这些彝族青年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又是学习数字技术、调整参数的调试者。

（三）认知框架的重塑

文化的“原子化”转译模式对传统的人类学阐释法构成更为根本的挑战。沐恩邸社区中木果的案例印证，传统彝族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在数字转译中发生不可逆的语义漂移——火塘图案降维为怀旧标签，祭祀器具异化为网红道具。通过将仪式行为拆解为最小可传播单元、预判文化元素的跨平台运动轨迹、量化文化信息在数字界面中的认知折扣率，研究者需要重新认识数字时代文化变异的内在逻辑：传统文化在数字空间的畸变泄露出平台时代的认知暴力，同时也给人类学家在数字时代的文化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的整体性正在经历线上和线下的空间分化以及意义重构。

在这场认知范式的革命中，人类学家的身份同样经历了深刻的裂变。从文化转译者到技术工程师的位移，迫使研究者直面方法论的伦理困境：作为研究者需要对视觉内容进行“深描”时，传统人类学的方法需要重新被技术改造，需要更多基于计算机图像分析的方法对行为对象的图像参数进行分析。例如对于彝族青年主播视频画面清晰度与算法推荐之间的关系研究中，需要技术调整视频画面精度，并重新在平台投放以测试画面清晰度与算法推流之间的关系。通过更改视频参数进行的认知实验，既是打开技术黑箱的需要，但同时也是学术主体性异化的镜像。当清晰度调整引发的文化图像精度变异成为新的研究对象时，民族志已从释义技艺蜕变为对抗数字异化的认知武器。这种转变昭示着残酷的现代性真相：在监控资本主义的生态中，主播的“本真”展演与学者的“客观”观察，不过是广义数字劳动的不同表现形式。

需要警惕的是，人类学家“技术工程师”的身份质变也同时折射着双重困境：在技术层面必须掌握算法机制的工程学知识，在伦理层面又需维护人类学的人文关怀。这样的撕扯使学者陷入“自我工具化”的循环：为对抗数字殖民而使用数字手段，进而被数字逻辑吞噬。这种悖论正如用病毒杀死病毒，在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中存在自噬危机。在监控资本主义的体系框架下，人类学家观察行为的生产性（如生产算法洞察报告）与主播的内容生产（如制造文化奇观）也成为数据产业链的一部分。学术凝视产生的数据通过知识再生产进入平台数据库，最终服务于资本增值。就像主播的“本真”展演实为流量规则的产物，学者的中立叙事也受制于数据生产机制的重构。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5期，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在场危机与身份位移：视觉民族志的方法论重构》，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bNCSYfVvtb1g8a7RClzOQ。）

【作者简介】姬广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