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下数字技术成为引发媒介人类学变化的重要力量。伴随远方和他者的变化，面对新的田野和数字世界，研究者应该采用何种工作方式和研究路径？如何在此过程中发掘中国经验并建立基于本土情境的概念体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信茹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彭思语在《传媒观察》第5期刊文，立足经验案例，借助网络文化标记物这一概念，将其作为数字技术与媒介人类学相遇的一种集中展示。尝试在田野情境和研究者之变的基础上，从空间流动、时间感知等视角理解和提出“时空框架”的研究进路。时空框架不是简单地分析和呈现研究对象的时间与空间存在维度，而是强调对文化、实践和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和差异性阐释。只有和具体的研究情境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调动“时空框架”的理论力量。
人类学取向和民族志式的研究主张以深入情境的方法对社会实践做出文化阐释，媒介人类学在此研究取向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相较过去主要关注传统技术和媒介形态的研究来说，今天的媒介人类学逐渐将重心转向了对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关注，数字技术不仅是新的研究对象和客体，更是引发媒介人类学内部深刻变化的“行动者”，不断挑战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此转变下，需要追问的是：当遥远的异邦不复存在，人类学家不必全副武装背负行囊去远行时，媒介人类学的田野在哪里？在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的田野和世界中，研究者应该采用何种工作方式和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给当下中国带来的剧变尤为深刻和剧烈，如何在发掘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寻找研究命题，进一步探索本土情境中的概念体系，成为学者自觉的理论追求。本文基于研究团队的系列成果，深入梳理和探讨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媒介人类学之变，尝试提出研究中的“时空框架”，以期建立一种新的分析维度，从而为探究媒介人类学与数字技术相遇后迸发的新研究提供思路。
数字时代的研究情境和田野之变
（一）田野与情境的演变脉络
人类学作为一门情境性的学问，强调知识生产在具体的情境中展开，这种情境即为田野。人类学家要实现对远方的理解和生活意义的追问，需要进入田野进行长期观察。
具体来说，人类学中的研究情境由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的人和特定的关系构成，进入田野不仅需要身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和田野中的人建立特定的关系，融入当地的社会网络。
然而，作为研究情境的人类学田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田野的多元和不断变化的性质在学界已成为一项共识”。
到了数字时代，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媒介实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我们面对的社会情境和产生的文化社群变得多样复杂。数字技术重塑了人类学对地方和他者文化的理解。如果说过往人类学中的田野仍然在现实之中，那么网络空间中的田野在哪里？在互联网出现早期，其跨时空、匿名等特质为人们开辟了一个虚拟空间，此时人类学家主要立足于虚拟社区展开线上田野调查，线下的因素较少被讨论。比如，人类学家ShelleyCorrell在1995年开始对“女同性恋咖啡馆”网络社区展开研究。国内学者刘华芹在2005年出版的《天涯虚拟社区》一书运用民族志方法对虚拟社区中的社会互动进行了详细研究。如果说，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人们尚可以对互联网田野的真实/虚拟属性展开探讨，那么到如今的数智时代，各类智能化技术广泛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重新激活关于田野的想象力，理解并分析新的田野形态。
（二）数字情境中田野的新形态
对田野的理解大大拓宽后，很多研究开始转向现实生活情境与线上实践活动相互交织的状态，许多学者都认为网络田野和现实田野并非截然二分，在考察线上田野时也需要“将线下语境纳入考察范围”。也有学者指出“研究地点从传统的实体空间转移到在线空间迫使人们从关系角度而不是从边界角度去理解田野”，强调不能执着于虚拟与现实的二分，要转向对关系的思考。
在这样新的认识和观念冲击下，我们借用“界面”这一概念对当下田野形态进行分类总结。界面既是一个物质呈现面，有其自身的符号意涵和运转逻辑，也是“一种能汇集意义的内在时空”，连接了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以界面为参考对网络田野进行分类，无意于建立一种统一的标准，而只是提出一种理解田野的可能性思路。
界面之外是研究者对城市流动、媒介基础设施、技术界面与硬件等庞大而隐蔽的媒介物质系统的观察。对媒介物质系统的重视强调以一种宏观、联系的视角发掘出隐匿在物质之中的“弥散”的田野。例如有研究以戴维·莫利从物的维度定义传播与移动为基点，对电子快递单背后所牵涉的复杂的技术-文化过程展开分析。丁未以中国出租车司机的自组织为主要个案，探讨中国语境下平台社会劳工能动性、组织行动与空间权力几何的复杂面向。这些研究不再将田野看作是一个有固定边界的空间，而是从网络化、流动化的社会现实出发理解田野，重视媒介基础设施和媒介物质系统带来的新的影响，强调数字技术所存在的特定社会系统和关系网络就是一种田野。
漫游法是一种直接与应用程序界面互动的方式，它将界面本身视为田野，对应用程序的漫游展开研究。近年，已有大量研究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的APP，“最典型的包括从交友、健身、时间管理、短视频等APP的界面入手，分析其菜单、图标、按钮、配色，探讨应用程序如何建构特定的关于性别、种族、权力、阶层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以界面为田野时，除了要关注界面本身的符号性、表征性内容，还要关注界面背后的整体架构逻辑、社会文化意涵以及它居于各类系统汇集之处的中介性、调节性位置。
和过去传统的田野相比，“由虚拟的数字技术型构而成的网络情境成为田野所在，这种新的田野没有传统意义上田野的地理空间的限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电子文本所组合而成的信息网络和世界”，我们将其称为界面之内的田野。围绕界面之内的虚拟空间展开的研究颇多，比如，汤姆·毕昂斯托夫在研究模拟游戏“第二人生”时探讨了虚拟世界中的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特别是性别、虚拟化身的生活历程以及网络语言等变化，深入剖析了虚拟世界中的社会结构、文化实践和个体行为。研究者在以界面之内的网络情境为田野时，要看到网络世界中那些由新技术直接创造的“人-机共生主体的新样貌”。
数字时代的研究者之变：从“他文化”到“我文化”
当数字技术与媒介人类学的研究相遇，不仅田野发生着变化，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也悄然改变。一方面，研究者强调与研究对象的距离感，人类学家在非家乡的远方研究成为田野合法性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民族志所谓客观性的要求也带来了田野工作与写作的显著特点，即人类学家总是在“那里”搜集田野资料，然后回到“这里”进行书写。
但是在数字时代，这种建立在时空距离基础上的他者化手段已无法生效，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差异，“民族志研究得以展开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已然发生转变”，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不再有存在于固定地点的绝对“他者”，无论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都同时存在于虚拟空间又分散在实体空间中，并且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不再有固定的形式。另外，互联网的存在让互动每时每刻发生：研究者可能未到达实地田野就已通过互联网虚拟在场，也可能尽管身体离开实地田野但从未退出研究情境。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展开调研的过程，更像是一场穿梭在线上线下田野中、和被研究者相遇的文化实践过程。
另一方面，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平台或手段，还是研究者进行观察、开展研究的基本空间和情境，同时，研究者本人也会被卷入其中，成为众多数码实践者的一员。比如，在迷你四驱车的研究中，研究者作为迷你四驱车爱好者，是迷你四驱车QQ群中的一员，在群中作者既是玩家也是研究者。作者与玩家们一起在线上进行记忆、实践，在线下联络情感，促进群体认同，共享着四驱车竞技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对迷你四驱车爱好者记忆实践的研究本身也是一种记忆的承载和表达。正是研究者双重身份的相互交织，让研究者完成了一次“写文化”的实践。
可见，在数字时代的田野及文化阐释工作中，不能对“他文化”与“我文化”简单二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同处于特定的互联网情境中，“被观察者不再是他者，人类学家也已经嵌入到网络中，无论是在空间意义上还是社交意义上。”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传统人类学者全然不介入他者的生活，但是，这种状态是“你深深地卷入了他们的生活，又游离在他们的社会之外”。那时的人类学家扮演着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的角色，虽然与当地人频繁接触，但是仍然是带着“我文化”的底色参与理解“他文化”。而数字时代的研究则是双方不断在互动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空间，这使得研究者既是文化阐释者，又是特定网络文化的共同创造者。
“时空框架”：数字时代媒介人类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进路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目前社会科学研究者已达成共识的是：时间与空间并不是人类生活一成不变的背景，相反，它们在不同社会或者同一社会的变迁中展现出多样的形态，是我们理解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
当下的社会情境被数字技术深刻改变，全球流动、虚实边界打破、社会加速，时间与空间的形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呈现出更加多样的特征。我们提出的时空框架不仅是为了深化对时间、空间本身的理解，更是希望经由作为一种理论进路或者方法论的表述，达成对具体情境中数字技术更为复杂和综合的理解。因此，它并不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分析问题的尺度，而是提示研究者在观察事物和现象时采用一种“游移”的时空体系和框架，从而帮助我们把握具体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可以分别从空间流动、时间感知等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架构媒介人类学与数字技术相遇后的时空框架。
（一）虚实交织过程中的空间与流动性
自上世纪70年代空间转向以来，在列斐伏尔、福柯等学者的影响下，人们对空间的理解从实体化的路径转向了社会性、关系性的路径。空间不仅是人们展开活动的场所和环境，更是一种承载了多重社会、历史和文化意涵的体系。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当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超越空间的关系性、社会性面向，从流动交织、虚实互嵌等角度深化对空间的理解。
一方面，网络与新媒体的崛起为人们开辟了新的社会生活空间，生活于虚实交错的社会之网成为人们的常态。移动设备、智能穿戴设备、地理定位系统等技术使得作为社会人和肉身人的个体无法脱离于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人的身体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文化性的。比如，普米族村的微信使用使得个体可以在生活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之间自由转换，还能与村落外部建立更为紧密的连接。微信既承载了普米族青年的个体表达与文化实践，还勾连了个体与群体、村内与村外。在数字时代，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交织在一起，展开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必须意识到空间的虚实互嵌特质以及人处于虚实之间的生存状态。
另一方面，“地域性空间正逐渐转变为流动性空间”。对于媒介人类学来说，当我们从流动性的角度理解空间时，既要看到人的流动，也要看到商品、交通等“非人行动者”的流动，更要看到其中的意义与关系流转以及网络如何将这些要素编织起来。比如，在中越两国边民跨国流动的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当越南人进入到我国边境城市后，他们活动在诸如商品中转站、流动餐饮摊等流动空间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人运用多种交通工具进行人、货的流动；边民从事着流动、不稳定和多样的职业。这些流动和多样性通过手机和互联网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流动和复杂性的实体网络，人们在此展开生计活动和文化交往，这种流动性也促成了边境城市多元和可交往的特性。可见，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地理空间流动不仅指涉人身体的移动，还包括被编织进互联网的各种商品、身份和关系。当采用流动的空间视角去理解网络情境下个体的存在与表达方式时，会发现在对数字技术多元使用和创造的过程中，人们会通过对网络文化标记物的灵活运用来重塑自我的身份认同，重构出数字流动中的主体性。由此，流动的空间框架意味着要把空间放在关系中、放在与其他要素的勾连之中进行考察，让空间跟随人、人的社会关系、人的媒介实践以及各种非人行动者甚至物质性基础设施流动起来。
数字时代的空间框架提醒当下的研究要从虚实交织、流动变化两个视角出发去理解其中的人与技术。透过这种空间框架去展开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将技术定位在整体社会结构与微观社会场景中，看到由技术勾连起来的不同要素。
（二）形态多样的时间维度
时间是人类展开实践的基本向度，人类学长期关注和研究不同文化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中人们对时间的差异性理解，较为偏向时间的社会性、功能性面向。本文提出数字时代下的时间框架尤其注重数字技术影响下的现代时间，提倡把时间安排放回个体实践中并对时间形态进行差异化、动态的考察。数字技术加剧了时间形态的变化，时间的伸缩延展性加强；不仅如此，网络中还生成了许多个性化的时间，比如“复媒体环境中的用户开始自主进行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刻画出青年专属的个人时刻表，形成‘个性时钟’这一全新的时间感知特征”。因此，数字时代媒介人类学的时间框架还需要结合数字技术和个体实践，关注时间具有的“压缩”“延展”“节点”“常态”等不同类型与层次。
数字时代的时间框架强调在多重形态的交叠中考察时间，尤其注意由技术引发的时间压缩、加速等新变化。在以时间为框架展开分析时，不仅要看到长时段的历史时间，更要从个体实践与日常生活中对时间进行微观考察。
（三）纳入嵌入性视角下的时空框架
波兰尼在完成经济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经济行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之中。“嵌入”概念的引入对把握时空框架下的媒介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嵌入性视角下的媒介人类学时空框架，具有多层次的表达。
首先，可以思考历史性与文化性的要素如何在技术和社会结构、个体实践交织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嵌入性的时空框架要打通从宏观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到微观个体实践的思考层次。其次，探究技术如何影响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时空安排，重塑人们的时空感知，又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节奏和空间流动，以及人们怎样将新的技术融入自身原有的时空图谱中。再次，我们可以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思考数字技术在人们存在的时空框架中如何发挥影响，尤其是如何生成了新的联结、又如何改变了原有的联结，也就是说，要在不同社会系统的交错关系中考察数字技术，把时空框架放在与整体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网的勾连中考察。最后，时空框架并不全然是抽象的和理念意义上的，我们可以从具体物的视角出发，从时空的架构层面重新考察数字技术的物质性层面，这样，就会注意到，数字技术对原有物的改变、物的时空流动以及新技术生成了怎样新的物质网络结构。总体而言，嵌入的视角要求研究者以一种关联性、系统性、过程性的视角思考研究问题，既要追溯技术嵌入社会结构的历程，又要对技术与其他要素的勾连进行考察，始终把对数字技术的追问放在微观的生活情境和宏观的社会背景中综合探究。
时空框架的提出，为数字技术与媒介人类学的相遇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或许能成为一种探寻技术与日常生活互构、技术引发的文化形态变化的一种可能性的研究方法。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5期，原文约16000字，题目为《“时空框架”：数字时代媒介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之变与理论进路》。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z-oofIwvcZ9X4OU82-hoQ。）
【作者简介】孙信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彭思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